元明清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农业中心、粮食生产基地却在南方。为保障首都和边防的庞大需求，每年耗巨资搞漕运以实现南粮北运。但南粮北运增加了朝廷财政负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实现南稻北栽。在历史长河中，天津地区先后出现了多位力主治水屯田、实践南稻北栽的名人。他们的实践，不仅改写了天津的农业版图，更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本报带您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屯田史，致敬那些以水为笔、以田为纸的先贤们。

　　北宋屯田使何承矩 设塘泊、造方田

　　何承矩（946—1006），河南洛阳人。北宋建隆元年（960），宋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当时宋辽以白沟河为界河，大致相当于今大清河及海河一线。北宋朝廷为防御辽国南侵，于端拱元年（988）兴建塘泊工程。何承矩建议：疏浚河道，连通洼淀，将界河以南的滹沱河、滏阳河、漳河、卫河、易水、白沟与黄河以及30多个湖泊先后沟通，形成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沧州泥沽（今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海口，长800里、宽60里的一道塘泊防线。“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重兵，不能渡也。”这一举措对限制契丹骑兵在平原上的恣肆侵掠，以及发展屯田都起到一定作用。

　　北宋淳化四年（993），宋太宗昭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发动数个州镇兵丁18000人，在雄、莫、霸等州及平戎等地（今河北省雄县、任丘、霸州、高阳等地）引塘泊水改旱田为水田。“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种稻而足食”，形成了自今河北省安新县境至天津津南双桥河镇泥沽村，“屈曲九百余里”的稻田地区。

　　明代水利专家徐贞明

　　提议开渠灌田

　　徐贞明（约1530—1590），明代水利专家，江西贵溪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三年（1575）任工科给事中。上任不久即向神宗提出“开渠灌田”之策，在论述北方水利时说：“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主张在海河上游开渠灌田，在下游开凿支河分泄暴涨；在淀洼低处留以蓄水，在地势稍高处开垦圩田，旨在兴利除害；力主在北方地区开发水田，以解决漕粮转运之难。徐贞明指出：如在北方收获一石粮食，就可节省几石粮食的漕运费。他集中精力完成的水利专著《潞水客谈》，被清人评为“终明代良策，无以逾此”。不久，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在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等地推行此法，皆获成效。

　　万历十三年（1585），徐贞明被任命为尚宝司少卿，受命兴修包括京畿地区的水利。他在任期间，全力推行早已拟订的治水计划，至次年春，垦田39000余亩。后因触动豪强权贵利益受到阻挠及言官弹劾，工程被迫停止。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

　　教民疏河、种稻

　　袁黄（1533—1606），字了凡，浙江嘉兴嘉善县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任宝坻知县。四百年前的宝坻，包括今滨海新区和宁河区，地域广阔，直通渤海。海水上溯和浸泡，使县东南的大片土地盐碱湿泞，凹凸不平，野草从生，芦苇遍地。对此袁黄感叹道：“江南无寸土不耕，而畿内荒芜弥目。”他认为如在京畿地区垦荒成功，水田种稻，年取粮食数万石，将大大减轻“南粮北运”的巨大压力。

　　袁黄勤廉爱民，重视农业，他大力提倡农田水利，治理宝坻水灾，疏浚河道，筑堤开渠，植树垦荒，南稻北栽，推广水田耕作制度。他选定了离城几十里远的葫芦窝村做试验，亲自教导百姓挖沟通河，调埂作田，并制作各种灌溉和排水设施。水田开成后，他根据家乡种稻经验，手把手地教百姓育苗、插秧和中后期管理。任职五年，业绩辉煌，彻底改变了宝坻面貌，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

　　他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撰写、刻印宝坻《劝农书》，并每户一册，分发到农民手中，对普及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植技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代海防巡抚汪应蛟

　　兴修水利、围田种稻

　　汪应蛟（1550—1628），南直隶徽州府婺源段莘村人。明朝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万历二十六年（1598），受命出任天津、登州、莱州等处海防巡抚。汪应蛟来到天津后，见葛沽、白塘口等处草莽丛生。询问当地父老，皆言盐碱地不能耕种。汪应蛟却认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以闽浙濒海治理土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为稻田。”

　　万历三十年（1602），汪应蛟奏准朝廷，提出“滨海屯田，试种有效，留军并垦，招民兼种”的一整套屯垦主张，沿着海河南岸，由西至东，先后开垦了十大块围田，即贺家口、何家圈、吴家嘴、双港、白塘口、咸水沽、西泥沽、东泥沽、盘沽、葛沽等十大垦区，开垦土地450余顷，统称“十字围”。汪应蛟的做法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汪应蛟主持开垦的水田几乎都在海河岸边，围田周围的主要干渠深5米，主要考虑降低水位，利于排水。利用海河潮汐特点，涨潮时引水灌溉，退潮时顺流排水，循环吞吐，反复冲涤不断降低土壤的盐碱成分，以适宜水稻种植。这种开创性的举措收效甚佳。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

　　致力农政、屯荒植稻

　　徐光启（1562—1633），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纪念他而改名徐家汇)，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其精晓农学，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等著述。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与朝廷的保守派不合，告病到天津屯垦。他先后四次来津，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天津开发水田有三个有利条件：一、天津地理环境好，水资源充沛；二、前任官员推行洗盐垦种，切实可行；三、荒田很多，地价便宜。于是，徐光启在津购田20顷，身体力行，连续务农三年，进行灌水洗碱、排换水、选种育秧、南稻北种、水旱轮作等各种农业技术试验。徐光启主张采用垦荒、水利、移民等方法，大力发展北方农业生产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农业技术方面，徐光启不唯风土论的改革思想，推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明代御史左光斗

　　大兴水利、垦田种稻

　　左光斗(1575—1625)，明朝安徽桐城人，著名水利专家。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天启元年（1621）以御史头衔出理京畿地区屯田。他认为：北方人不知道兴修水利，一年地就荒了，两年老百姓就往外地迁徙，三年土地全荒，老百姓也走光了。现在要想旱不成灾，涝不成害，只有兴修水利这一个途径。

　　左光斗注重兴修水利，精于治水。他提出因天时、地利、人和疏浚沟渠、开设塘池、修筑堤坝，梳理好水利和屯田的关系，以及提出鼓励军民屯垦的“三因十四议”，并将南方良种水稻引入北方。为辅助屯田，他开设了“屯学”，并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左光斗还亲临天津近郊兴修农田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在天津寇家口（今贺家口）以南，开垦水田3000亩。左光斗遇害后，其所屯之田，因管理乏人遂废。

　　天津镇总兵蓝理

　　开渠营田、种植水稻

　　蓝理（1648—1719），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调任天津总兵，开垦水田，岁收稻谷，民号曰“蓝田”。蓝理赴天津后，看到“畿辅产米无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开河引水灌稻田”，于是上疏奏请皇帝批准进行营田。其率部营田采取类似明代的军屯方式，以“节省兵饷”；另外，计划首批招募福建稻农200余人赴津开垦水田，进一步扩大规模，以便在天津“将沿海弃地进行开垦”。根据营田灌溉的需要，蓝理率部浚挖了自天津城南八里台经今佟楼至海河的贺家口引河；开挖了华家圈引河，利用海河的潮水灌溉稻田。并以这两条为干渠发展水系，形成数十里河渠的水网。与此同时，为每顷稻田配备4架水车，从水渠提水灌溉。这次营田使城南卫南洼的景观发生巨变。

　　清末名将周盛传

　　开挖马厂减河，屯田植稻

　　周盛传（1833—1885），清安徽合肥人，淮军重要将领。清同治十年（1871）率部随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到直隶，驻扎在青县马厂，其部被称为“盛军”。同治十二年（1873）周盛传主持营造大沽口炮台和海河南岸的新城。为便于调动军队，他修建了从青县马厂到塘沽新城的一条大道，沿途设置了15座大小驿站，其中有的演变为村落，有的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同治十三年（1874），奉李鸿章之命“办海上营田”，始开发水田。他以小站为中心，先后用20年时间，开发垦田达13.6万余亩，并开凿了马厂减河、月牙河、双桥河、卫津河等水利工程，至今仍得其利。明代之前的屯田植稻，一是聘请南方稻农来津，二是利用海河潮汐灌溉稻田，三是采取行之有效的奖励政策，但最终都以半途而废告终。只有小站淮军名将周盛传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吸取前人经验教训，在水利设施上下足了功夫，设计科学合理；二是指挥大部队历经十几年的不懈经营，形成稳定的制度化推进和管理。

　　历览古今过往，前人治水营田屡屡失败，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是任期时间短，未能形成规模，更未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固定制度以赓续；二是人去政息，虎头蛇尾。天津以南稻北栽为代表的农业发展，所反映的不仅是农业史，更是波澜壮阔的水利史。在华夏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就是如何化害为利。一是防洪防灾，二是灌溉兴农，三是水运交通。天津城市发展史上这几位治水屯田的名臣值得我们铭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