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在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原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有一幢英式三层小洋楼，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曾是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开展抗日活动的官邸。对面的中心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吉鸿昌将军青铜雕像，他一身戎装，跃马挥刀，再现当年收复多伦时勇往向前、势不可挡的威武形象，供世人瞻仰。本文依据相关文史资料，梳理了吉鸿昌从寒门少年成长为抗日名将的峥嵘历程，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营救与反营救较量，以缅怀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铁血将军。

　　寒门走出的将帅

　　吉鸿昌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六岁丧母，家穷不能读书，常悄悄爬到私塾院墙上，偷听先生讲课。父亲常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对吉鸿昌影响甚大。

　　1913年，吉鸿昌听说冯玉祥到河南郾城招兵，徒步跑去应募，成为“备补军”的新兵。在军中，他刻苦勤奋，且见义勇为，自己不会水，却下江救被水冲走的弟兄，被冯玉祥赞为“吉大胆”。吉鸿昌相继担任过班长、连长、团长、师长等职。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所部获得“铁军”称号。1928年秋，河州事变，吉鸿昌受命奔赴甘陕，平定马仲英，并“暂代宁夏省主席”职。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通电拥蒋，冯、阎联军全线动摇。当洛阳危在旦夕时，吉鸿昌以打入“曹营作黄盖”的决心，归附中央。然而，苦肉计难以实现，蒋介石一方面派监军特务收买将领；另一方面调部队在打苏区红军中消耗，对吉鸿昌震动很大。在蒋介石的威逼、压迫下，吉鸿昌被迫交出兵权，出国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的吉鸿昌请缨抗战，没有得到答复。他留下话说：“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飘然海外考察。在国外期间，他被各地侨胞踊跃捐款支援国内抗战的爱国热忱所打动，一再向侨胞们表示：“余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1932年2月，吉鸿昌返回上海，旋即来到天津，在寓所整理《环球视察记》并出版。8月，南下庐山觐见蒋介石，再次请缨抗战，仍渺无结果。于是，吉鸿昌返回旧部，在宋埠召集官兵讲话说：“要想救国救民打日本，只有参加红军”一途，群情响应。在蒋介石大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吉鸿昌身穿便衣率少数亲随，退入鄂豫皖苏区，受到热情接待。苏区首长建议吉鸿昌：“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带着党的建议，吉鸿昌返回津门。

　　张垣抗倭收复多伦

　　1933年初，冯玉祥在张家口与中共张垣特委合作，筹组抗日同盟军。各地义军闻讯纷纷归附，由于头绪多、各不相属，急需一位著名的勇将来统领、指挥。于是，冯玉祥想到吉鸿昌。3月，冯玉祥派高兴亚赴天津，吉鸿昌热情地接待了高兴亚。当听到冯先生在筹组抗日同盟军的消息后，吉鸿昌又高兴又兴奋地说：“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先生（冯玉祥）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这样记得起我，看得起我，我真是感激涕零，万死不辞！”高兴亚进一步转达了冯玉祥替吉考虑的本意：如果肯来，最好表示出于主动，这样一来可以表现“主动爱国精神，在作战部队中更能建立起威信来，便于指挥义勇军；一方面他们都离开过我，在本军中有些朋友是不满意的。他们表示主动的来，一切更好办。”吉鸿昌听后，完全答应照冯先生的意见办。4月，吉鸿昌携付二虞、高树勋等人奔赴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抗战。吉将军见到冯先生表示：“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并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冯玉祥感激地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从此信赖与器重吉鸿昌如初。离天津前，吉鸿昌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到达张家口后，收集部分义勇军、地方武装，招募流亡青年和工农民众组成军队，日夜操练。4月29日，吉鸿昌到赤城视察，在温泉石崖写下“洗耻”两字，刻石明志，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

　　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发表通电，就任总司令，任命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兼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老友共产党员宣侠父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成为同盟军精锐之旅。在为民族独立而战的疆场上，吉、宣再度合作，并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当时，日、伪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侵占察东多伦等四县。6月，冯玉祥特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21日，吉鸿昌亲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北上收复失地。他们占康保、夺宝昌、拿沽源，三战连捷，俘敌甚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7月初，吉鸿昌派张凌云部，会同刘桂堂部以及苏致广骑兵师直奔多伦城下。

　　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为了鼓舞士气，吉鸿昌即兴赋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激励士兵奋勇向前。在多伦城与守敌展开交锋，同盟军三进三出，战况尤为激烈。吉将军见强攻不可，改为智夺。他派副官率四十多名士兵扮作运柴商贩，分批潜入城内清真寺中，以放火鸣枪为号。11日，战事再起，同盟军将士斗志激昂，发起数次猛攻，因敌飞机支援，伤亡较重。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发出“以死报国电”激励将士。电文说：“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12日拂晓，吉鸿昌将军再次发动全线攻击，他赤膊上阵，手持大刀片亲自指挥，同盟军士气如虹。与此同时，城内火光四起、枪声大作，里应外合，同盟军乘势攻入城内，经过三小时的肉搏巷战，日、伪军节节溃退，夺路而逃，一举收复塞北重镇多伦。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城，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华北地区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营救失败的悲歌

　　国民政府不承认同盟军，多伦大捷非但没带来支持，反被封锁了补给线，让同盟军陷入绝境，最终以张垣抗战失败告终。后来，吉鸿昌在北京老友冯欣农家暂住，冯欣农劝吉鸿昌放弃反蒋抗日活动，不要看共产党的书，以免中毒被人利用。吉鸿昌坚定表示：共产党的书，“那是真理呀！”“我不傻，你没有到张北去，你要是看到老百姓热心拥护我们，你就明白了。”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实践，更坚定了吉鸿昌将军的政治信念，是人民的力量鼓舞他不断追求。1934年，在宣侠父的介绍下，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白色恐怖下的天津坚持开展工作。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开展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国统区”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14日，转押在蔡家花园51军军法处陆军拘留所。在泰山的冯玉祥感到问题严重，遂派心腹大将邓长耀火速赶赴天津，从政军要员处打探吉鸿昌确切关押情况和南京政府对吉处理的真实意图，并找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张廷锷，托他想办法，展开营救。17日一早，返回泰山的邓长耀向冯玉祥汇报情况说：“蒋对吉事曾电于严办，又电缓办。傅某曾保吉，因无钱花费不成。”考虑到“远水不解近渴”，冯玉祥当日给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纯德送达，着手营救吉鸿昌。

　　冯玉祥自隐居泰山后抱定读书救国，一方面断绝与蒋介石的一切来往，积极参加各地抗日反蒋活动；另一方面跟随他的彭国政警卫团及幕僚等人的经费开支都仰赖宋哲元、韩复渠资助，处境微妙。幕僚们就如何营救吉鸿昌展开讨论。大家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对吉鸿昌“严办”还是“缓办”拿捏不准，外界又盛传将吉押解到南京，由蒋介石亲自“审讯”。事已至此，非冯玉祥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求情不可。经过一番研究，冯玉祥亲笔写了一封不亢不卑的信函，“介石老弟：吉（鸿昌）、任（应歧），或参加北伐有功，或抗日收复失地，纵有过失，愿吾弟以收‘不嗜杀’之效。兹派李兴中、张树生两弟前往面陈，希予指示——小弟冯玉祥手上。”派李、张持函赴南京面呈。

　　21日，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在周树荫的陪同下，乘夜车秘密上泰山请求冯玉祥搭救。冯玉祥当即表示：“他们抓走世五（吉鸿昌字世五），如同断我臂膀，天理难容！”“营救世五，没有说的。”当即派刘治州与胡洪霞一起返回天津，还给鹿钟麟写亲笔信，嘱其出面动员西北旧部迅速参与营救行动。冯玉祥又给担任要职的汪精卫、孙科、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写信，恳求他们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救援。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搞声东击西。22日突然将吉鸿昌秘密押解北平。23日，蒋介石电令“就地枪决”。24日早，吉鸿昌在北京陆军监狱被枪杀。这骤然发生的变化，使许多营救者都措手不及。冯玉祥闻讯难过异常，对韩复榘的消极营救深感不满。并对友人诉说衷肠：“吉世五原来是我的旧部，组织抗日同盟军时，他来见我，我说‘还是给你一个总指挥吧！’他哭了，说：‘我是来抗日的，愿给先生当一个小兵！’他提起从前，很失悔不该离开我，也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说：‘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就看以后吧！’从此，他果然很好，把家产卖了买军火，招收部队。”还说：“谁知信刚送出，就得到吉鸿昌在北平被杀害的消息。”说着泪如泉涌。

　　1935年11月，吉鸿昌将军遗体运往故乡河南吕潭镇安葬，送葬乡民达两千人。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吉鸿昌被褒奖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吉鸿昌忠骸于1964年11月移至河南省郑州市西郊烈士陵园，建有纪念碑和纪念亭，纪念碑上镌刻胡耀邦题写的“吉鸿昌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