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日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此前，广州、郑州等地已相继立法，教育部也多次发文严控。从校规上升到法规，校园手机管理完成了一次制度升级。

　　中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学业和视力，已成共识。此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学校管理常走两个极端：要么不敢管，要么管得太过。有学校当众用铁锤砸毁学生手机，也有学校将手机泡水销毁。管理无依据、惩戒无红线、权责不清晰，长期困扰着基层教育治理。立法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教育惩戒划定了法治红线。

　　但“能不能管”解决了，“怎么管”才是真正的考验。

　　一个现实问题是：禁令管得了校园，管不了校外。放学后、周末、寒暑假，手机依然触手可及。校内校外的割裂，很可能消解禁令的成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校一边严禁学生带手机，一边却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打卡上传视频。这种“左右互搏”式的管理，不仅削弱了禁令的说服力，也让学生无所适从。手机禁令的意义，不在于管理方便，而在于帮助学生养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

　　另一个问题是合理需求怎么办。寄宿生需要与家长联系，独自回家的低年级学生需要保障安全。目前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开通班主任热线、增设校园公用电话、允许确有需要的学生提交书面申请。这类弹性措施是必要的配套，不能搞一刀切。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手机被挡在校门外之后，腾出来的时间和注意力，拿什么来承接？如果课堂之外依然是单调的刷题，课余生活一片空白，那么即便手机不在手边，孩子的心思也未必回到学习上。有专家建议，要给孩子更充足的交流和户外活动时间，让他们养成自主管理的能力。的确，运动场上的奔跑、丰富的课间活动——同伴之间真实的交往越是充实，虚拟世界的吸引力就越弱。

　　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需要学校在制度之外提供更多元的供给，也需要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细致引导。禁手机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