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一期，我们为您梳理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脉络：从“左”倾错误导致红军被动，到1934年10月被迫撤离苏区、踏上长征之路，并详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的关键战斗。

　　1934年11月底至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接连经历了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三大生死关口。本期继续为您介绍平津战役将领指挥湘江战役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奋勇踏破乌江天险以及为确保遵义会议召开，防止了国民党大部队从川南进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党和红军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的壮举。

　　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下令进军广西，渡过湘江，湘江战役正式打响。为保证界首至屏山60余里渡江区域的安全，红一军团红1师师长李聚奎（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政治委员赖传珠（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和红2师政治委员刘亚楼（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指挥所部在全州脚山铺设立阻击阵地；红三军团4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平津战役时任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兴安光华铺，红三军团5师师长李天佑（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在灌阳新圩，阻击湘军和桂军的疯狂进攻。

　　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师长李天佑（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钟赤兵（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委员）指挥红三军团红5师血战四天三夜，在广西新圩阻击桂军，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脚山铺阻击战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阻击战，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阻击战。红一军团红1、红2师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三天三夜，用血肉之躯与坚强意志，筑起了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湘江战役中，红1师师长李聚奎率主力克服疲劳连续行军，及时赶到战场，与敌反复争夺，全力阻击敌人。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平津战役时期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辅佐师长李聚奎指挥战斗。刘亚楼与师长陈光指挥红2师作为红一军团前锋渡过湘江，占领并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血战五天五夜，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1师1团团长杨得志（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1师2团政治委员邓华（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2师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也参与此次战斗。据杨成武回忆，敌人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前后夹击，把我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阳的袋形地域里，并派飞机在空中不停地轰炸、扫射。

　　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4师10团重点守卫光华铺地域，阻击从南面县城出击的国民党桂军。虽然光华铺阻击战和其他阻击战相比规模最小，但最靠近界首渡口，经过惨烈的战斗，最后确保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据时任红三军团4师11团政治委员王平（平津战役时任北岳军区司令员）回忆，师部指挥红十团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阻击白崇禧部队的侧击，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通过。白崇禧部队以数倍于红十团的兵力，向红10团阵地连续发起冲锋，在一日之内，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又牺牲，可见战斗激烈之程度。

　　大坪渡口、界首渡口、凤凰嘴渡口、屏山渡口，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渡过湘江的四大渡口。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下，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渡过湘江。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13师从凤凰嘴渡口渡江，因遭飞机轰炸和敌军追击，许多战士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江水，从此当地人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据时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平津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回忆，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但是，我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血染湘江，苦战一个星期，终于胜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凌晨，猴场会议作出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的决定。中革军委为执行猴场会议的决定，决心在敌军尚未完成合围之前迅速强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根据地。

　　中路红一军团2师4团在团长耿飚（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参谋长）、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于1935年1月1日首先在瓮安江界河渡口发起渡江战斗，一直持续到2日拂晓。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深入红4团前线亲自指挥战斗，于3日拂晓成功突破江界河渡口。

　　1935年1月1日至3日，红一军团1师师长李聚奎按照中革军委“红一团先渡乌江、拿下遵义城”的指令，率红1团抵乌江南岸回龙场渡口，与团长杨得志组织敢死突击队扎起竹排，突破乌江贵州军阀江防，为中央红军安全渡过乌江打通道路。

　　左路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负责进攻茶山关渡口。1月3日下午，红三军团5师13团抢攻黔军孙家渡江防阵地得手，驻守茶山关之敌恐后路被断，迅速龟缩回遵义县城。4日至6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桃子台等地采用渡船和浮桥渡过乌江。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天险，在这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乌江天险的突破，极大地振作了红军的士气，也为红军进军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打开了通道。红一军团2师4团1营1连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称号，并获得“强渡乌江模范连”战旗。

　　红军在强渡乌江后，迅速向遵义挺进。红一军团2师6团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于1月6日袭占遵义外围据点，并利用审讯俘虏获取的敌情，决定化装成溃退的黔军诈城。当晚，部队伪装狼狈溃逃，让俘虏叫开城门。城门一开，红军迅速冲入，控制城楼并吹响冲锋号，主力随即攻入城内。1月7日凌晨，红军轻取遵义，1月9日举行入城仪式。此战红六团以智取胜，以极小代价为红军赢得休整和战略部署的时机，成为长征中的重要战绩。其中红一军团2师6团1营营长曾保堂，在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4纵12旅旅长。

　　遵义会议

　　为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935年1月10日，红一军团所部夺取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随即，又向贵州新站、松坎方向挺进，进逼川黔边境处的綦江县，构成了北部防线，以防止国民党大部队从川南进入威胁遵义，保卫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举行。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期间，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带领红一军团保卫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做外围警戒工作。

　　据时任红一军团2师6团1营营长曾保堂回忆，“我军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这是长征以来休整时间最长的一次”。就在这终生难忘的、历史性的十二天中，党中央召开了光辉的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从此得到了新生，中国革命从此有了转机。遵义会议的消息很快在部队中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欢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