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绝大多数珍馐，都被财富划出森严界限。唯有牡蛎，最是公允，它从不攀附权贵，也不冷落布衣，是最温柔的平等主义者。

　　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写下了上流社会吃牡蛎的体面：贵妇人手执手帕托住蛎壳，微微俯身，轻巧吸尽壳中鲜汁，优雅、精致、矜贵，带着阶层独有的从容。想来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作派。他的《海港》里也描写了豪门喝着白葡萄酒，银盘里堆满牡蛎的情景。就连毛姆《月亮和六便士》里，也借着牡蛎追忆昔日富足生活，“他一直忘不了当年花一先令买十三个大牡蛎的日子”。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德·特鲁瓦的《牡蛎宴》，更是生动描绘了十八世纪贵族阶层奢华宴饮的场景，散落满地的牡蛎壳像银币般闪闪发光。

　　契诃夫则在《牡蛎》里写下底层人与牡蛎的救赎羁绊。贫苦少年望着饭馆招牌，全然不知牡蛎为何物，懵懂追问其荤素滋味，在仓促窘迫中品尝一只鲜美的牡蛎，极致的鲜甜让虚弱的身体得以慰藉。苏轼被贬蛮荒海岛，得到乡人馈赠的牡蛎，直言：“食之甚美，未始有也”，还特意叮嘱儿子切莫声张，生怕朝中士大夫慕名而来抢夺美味。彼时东坡处境艰难，一介迁客布衣，却享受到山海顶级滋味。汪曾祺写闽南蚝煎，平民百姓把海蛎裹上蛋液油煎，是巷弄里最踏实的夜宵。对穷困之人，对落魄之人而言，对平凡之人而言，牡蛎是困顿日子里难得的慰藉。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里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绅士在酒馆独酌，一盘鲜牡蛎配上麦酒，而越穷的地方，牡蛎摊子反倒越多，底层穷人也在以牡蛎果腹。在牡蛎面前没有三六九等，它公平地把鲜味装进每一只蛎壳，在鲜美的滋味面前，众生一律平等。

　　时至今日，这份人间最朴素的公平更加鲜活。夜市小摊，烟火缭绕，鲜辣入味，普通人花十几元便能大快朵颐。价格有高低，吃法分雅俗，但牡蛎没有门第偏见，不管是谁撬开那坚硬外壳，涌出的清鲜没有区别，它的回馈别无二致。

　　牡蛎生来扎根礁石，任凭潮起潮落，只潜心酝酿一腔膏腴。无论你是锦衣贵人，还是市井布衣，在一枚小小的牡蛎面前，财富、地位、身份尽数褪去浮华，皆可享受一捧纯粹的山海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