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及逝世90周年。在鲁迅生平研究中，北京、上海、绍兴，乃至厦门和广州都是人们熟悉的地点，天津却很少被专门论及。鲁迅一生未在天津长期居住过，几次到津，或是公务出差，或是路途中转，停留时间都很短。但翻阅《鲁迅日记》，仍可找到几段津门行迹。

　　鲁迅第一次到天津，是在1912年5月，随教育部赴京就职途中。清末民初，在津浦铁路没有全线贯通前，从江浙到北京的捷径便是乘海轮到天津，再换乘京奉铁路的火车进京，鲁迅的旅途也是如此。5月5日，轮船抵达天津。《鲁迅日记》载：“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这次在天津待了不过三四个小时，作为漫长北上途中的一站，天津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时隔一个月，鲁迅再次赴津，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专程前往天津。清末民初，新式戏剧被视为启发民智的通俗文艺，天津的新剧演出较多，教育部遂特别派员到津实地调研。6月10日至12日，鲁迅和同事齐寿山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指派，到天津考察新剧。10日下午，二人坐火车抵津，住在齐寿山亲戚家中。当晚即“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广和楼是天津南市一带最早的戏院，坐落在东兴大街和荣吉大街交口附近。但因为“天阴停演”，二人便走到附近的丹桂茶园看了一出旧戏。次日，鲁迅上午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的加藤洋行买了领结和皮鞋，午后到坐落在北马路的天乐园又看了一出旧剧。当晚，再到广和楼，终于看到了新剧，却只有一出《江北水灾记》，其余仍是旧剧。观众也不多，“观者仅一百卅余人”。鲁迅对所演新剧的评价是“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6月12日晚鲁迅返回北京，白天在津的活动，日记未载。

　　此后鲁迅还有几次途经天津的记录。1913年6月，鲁迅回绍兴探亲，1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当晚七点到天津，“寓泰安栈，食宿皆恶”。1911年出版的《天津指南》中有“泰安客栈”的名字，但未登记地址。1928年出版的《天津便览》则记“泰安栈”在“东站东”。东站即今之天津站。车站附近的客店服务质量较差，给鲁迅留下不好的印象。8月7日上午八点半，鲁迅乘“塘沽”号轮船到天津，在“富同栈”稍事休息，下午二时即乘车回北京。《天津便览》记“富同栈”有两家，一在“东站”，一在“总站”。总站即今天津北站。鲁迅乘船至津，下船后所住，应是离码头较近的“东站”附近那家客栈。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及家人北上定居北京。12月1日从北京出发，“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鲁迅一家人12月24日从绍兴出发，28日晚到天津，“止大安旅馆”。以大安为名的旅馆，《天津便览》记有两家，一为“大安栈”，在法租界；一为“大安”，在地纬路。笔者以为，鲁迅一家乘津浦线火车到天津，应在天津总站下车，而地纬路的大安离天津总站很近，日记中的“大安”应指此处。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任教，与许广平同行。26日晚抵达天津，日记载“七时半抵天津，寓中国旅馆”。中国旅馆在法租界三号路，即今黑龙江路。鲁迅次日午后即登车继续南下。此后鲁迅先赴厦门，后往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其间虽有两次北上探亲，但彼时从浦口已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无需再从天津中转。因此日记中也就没有在天津驻足的记载。

　　鲁迅没有写下专门记述天津的文字，在这座城市里也只有数次短暂停留。但是，日记记录的履痕，还是构成了鲁迅与天津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