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年代久远和社会变迁，古籍中的字音和词义以及各种名物典制（事物名称与典章制度），后人难以读准读懂，于是有学者加以研究，为其随文注释，这种注释多种多样，名称不一，人们统称为“传注”之学。

　　注释起于儒家经书。儒学在先秦时期是显学，此后两千多年皆为主流，自汉朝始，士人皓首穷经，读经研经，以求仕进，注经解经持续不断，经学大昌。春秋战国之际，当时为了阐述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便有了解经的“传”。“传”者，为解“经旨”传之广远也。著名的“春秋三传”的“传”体即为代表，《左传》注补事实，《公羊传》和《谷梁传》解析义例，虽各有侧重，但皆从不同角度解释《春秋》。

　　汉之后，阅读经传又有了困难，于是又出现了“注”体，对儒家经典进行广泛注释。汉初的《毛诗故训传》即由“传”向“注”过渡。此后，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遍注群经。郑玄不仅注经文，亦注传文，如为《毛诗故训传》作笺，以“笺”释“传”，大大开拓了传注领域。于是，一经有多家注，诸家注又集为一书，形式各异，注说纷纭，莫衷一是。唐人为了统一思想，于众说中取一说，以正视听，名曰“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还有学者用“疏”对旧注作解释，“疏”者，疏通之意也，如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等，这就是所谓的“义疏之学”。宋开始及以后，又有“集解”“疏证”之说，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解》和清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清代“注疏学”昌盛，学者或疏旧注，或撰新解，既注经书，亦注史书，“补注”“补正”“校补”之书不断涌现，这些谓之“清人新疏”。清人阮元编了《经籍籑诂》一书，汇辑了汉唐以来所有的古籍旧注。总之，上述“传”“注”“正义”“疏”“集解”等名称，虽称谓、体裁和注解形式不同，但皆有“诠释”之意。

　　文献史上，还有一种特殊的注释，这种注释不仅局限于解释字词、文义，而是以增补事实为主，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四大名注”：即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萧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唐朝李善的《文选注》。其书名叫注，实际远超一般注释，不仅注字音释义，更补充历史、名物、地理、典故、人物等，广采博引，注文比原书多出数倍甚至十几倍的文字内容。

　　除上述提及的注释名目之外，还有“记”“说”“训”“诂”“笺”“诠”“音义”等，亦有连用如“训诂”“笺注”“传记”等，亦皆有“诠释”之意。

　　明乎此，在读古籍时，有助于准确理解古人文义和典制；同时借助它们，既可作为研究注者思想与学术的原始依据，又可对佚书进行辑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