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创作于1999年，恰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彼时，尤迪特·海尔曼还很年轻。身为资历尚浅的文坛新人，她由衷地敬佩格拉斯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但她并不愿像他那样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将写作视为自我灵魂的救赎。相反，她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总是寄希望于全新的叙述方式，期待能够彻底摆脱历史的桎梏，轻轻松松地面对过去，迎接未来，讲述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趣事。

　　似乎是为了与她的创作思路形成对应，《夏屋，以后》从一开始就开启了某种轻盈的叙述方式。集子里的第一个故事被命名为《红珊瑚手镯》，讲的却是两座修建于不同年代的房子。就像沉默不语的证人，两座宅子跨越漫长时间的阻隔，串联起二十出头的“我”与曾祖母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时隔多年，“我”依稀还记得曾祖母年轻时跟随曾祖父去了俄国。曾祖父在彼得堡为她买了一栋宅子。宅子位于马利广场，远处是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的湿地。

　　这意味着，只要站在窗边四处眺望，曾祖母就能看到缓缓流动的河水，以及更远处的滩涂。但她似乎并不开心，更无意欣赏异国的美景。她常常“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任由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起遥远的德国。她常常想起家乡的荒原，想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想起田野上的草垛子，以及夏日苹果酒甜甜的味道。

　　如今，她的丈夫四处奔忙，留下她独自一人住在彼得堡，什么都没有，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此时，整个彼得堡，乃至于整个俄罗斯，就更像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而当她终于从梦中醒来，她却发现她深爱的丈夫早已在决斗中死去。举目无亲的她只能与年幼的婴儿（“我”的祖母）一起离开彼得堡，辗转回到柏林。

　　许多年后，曾祖母将她当年在俄罗斯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的祖母。而等到“我”渐渐长大成人，发现自己早就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与曾祖母年轻时相似的人生困局，进而接连遭受命运的重击——“我”有了自己的恋人，他是曾祖父生前挚友的曾孙。但他不仅对自己家族的过往一无所知，还对自身的存在毫无兴趣。他常常独自待在房间里。他的房间总是冷冰冰的，满是灰尘，从房间的窗口望出去，看不到丝毫动人的景致，只有远方雾蒙蒙的天空。

　　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05年的彼得堡，走进了那个位于马利广场的宅子。“光线透过窗前的树木照进来都是绿莹莹的，那是一种明亮如水的光线，一种像是湖边上的光线，尘絮就像海藻和海草一样满屋子飘荡。”如此这般，两代德国女性的命运就被两座有着相似孤独意味的宅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我”时常感叹，“我”的人生与曾祖母的人生有着太多微妙的关联，尽管“我”从未去过彼得堡，更不曾经历之后的世界大战。就像海尔曼所说的那样，“如烟的往事如此紧密地与我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是我自己的生平一样”。

　　这是不是意味着往事从未远离？哪怕“二战”的硝烟早已悄悄散尽，战后出生的这代德国人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属于这个国家的至暗时刻，更不能彻底地置身事外。很多时候，这些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就像自己沉默寡言的曾祖母一样，总是落寞地坐在房间深处，默默地承受命运的赐予，仿佛这才是当下德国人应有的姿态。但海尔曼显然无意质疑同辈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恰恰正是从他们标志性的落寞中，她如此轻易地辨认出当代德国人内心深处的困惑：身为战后的新一代，他们既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却又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哪怕他们从未像自己的祖辈那样泥足深陷，从未亲眼见证那些磨灭人性的战争。而这种宿命，既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不幸，也是海尔曼个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