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盐场集中、税利丰厚，盐业进入鼎盛期，天津城也发展为以盐利驱动的综合性商业城市。进入近代，开埠通商带来制度变革，盐业持续扩张，销售网络延伸至全国多地。民国时期，长芦盐税成为中央财政重要支柱，同时盐商转型投资近代工业，范旭东等人开启了盐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天津近代化工基础。此后虽遭日本侵华严重破坏，但战后逐步恢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革与探索，在新时代实现了又一次腾飞。从清代的财税重镇到近代的工业先锋，天津盐业延续其枢纽地位，不断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延展了此前由边陲盐场向经济中心演进的历史脉络。

　　鼎盛时期

　　明末清初，包括天津在内的长芦盐业在战乱中一度荒废。经过清顺治时期整顿，基本恢复了明朝的格局和规模。清政府对食盐的管理沿袭明制，并进一步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1677），长芦盐运使与巡盐御史相继移驻天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统辖整个长芦盐区、联系中央政权的盐务管理体系。雍正年间，天津改卫为州、升州为府后成为拱卫京师的政治、经济重镇，盐业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此后长芦盐业虽存“长芦”之名，而实为天津盐业。

　　清初长芦盐场沿用明代的20场，南北各十。经过康熙、雍正、道光年间的多次裁并，道光十二年（1832）缩减至八场，其中北场六场（包括天津境内的芦台、丰财、兴国、富国四场），南场仅二场。呈现出明显的南轻北重趋势，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以滩地面积而论，天津盐场尤其芦台与丰财两场所占比重很大。比如雍正三年（1725），芦台场有滩地1918亩，丰财场有滩地994.22亩；到了嘉庆九年（1804），两场滩地分别增加到2434.1亩和5562亩。与之相较，南场最大的严镇场在这两个年份的滩地面积分别是762.03亩和1000.07亩，而其他各场都在数十至三四百亩之间。天津盐场滩地总面积已经占长芦的79%，产量也占据绝对优势。在生产技术方面，道光年间长芦盐区全面改用晒盐法，彻底告别煎煮时代。生产方式的改进，使盐质更优、成本更低，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清代长芦盐业构建了以天津为中心，辐射直隶、河南的运销体系。由于盐场变化，天津成为长芦盐名副其实的集散中心，与行盐有关的配套设施也陆续出现：顺治年间在海河东岸设立盐坨，在盐关三官庙北建立了掣盐厅；雍正八年（1730），东门外盐关建成浮桥作为验放盐船的门户。长芦盐区的绝大部分盐都集中到天津进行存储、称掣，然后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直隶、河南各引岸销售。嘉庆年间，长芦盐区共有引岸184个州县，其中的157处都配售天津盐场所产的盐。

　　顺治初年，长芦盐区销售配额为719550引（每引225斤），随着人口的增加，到乾隆朝销售配额增至966416引（每引300斤），如果算上不定期、不定额的余引，最多时每年的销售额可达100余万引。这些盐仍由盐商运销，政府征收盐税。乾隆末年，全国盐税收入389.4万两，长芦贡献43.7万两，约占11%。在整个清朝，长芦盐税平均每年征收额为50万两左右，列在两淮之后，居全国各盐区第二位。天津盐甚至还有余力接济其他盐区，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接济河东池盐，道光十四年（1834）接济两浙场。

　　清代长芦盐业造就了以天津为聚集地，掌控长芦盐业命脉、滋养天津商业经济的盐商群体。明末的盐法改革确立了专商引岸制度，将盐商推上了世袭垄断的宝座，清朝沿用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富有的盐商。长芦盐商大部分都居住于天津，他们中的大盐商每年的利润可达白银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以上，中小盐商每年的利润也在数百两至上万两不等。他们除了将盐利用于奢侈消费，还大量投资于土地、零售、典当、银钱、绸缎等行业，促进了天津商业发展。他们每年上缴的盐课首先要汇集到天津城内的长芦盐运使衙门银库，并因此参与到天津的地方财政支出中，比如天津官员的薪俸养廉、天津城市政建设等项，每年都要从运库中拨付银两。至此，天津的盐业经济超脱出制盐、售盐、纳税的单一模式，盐利在其他商业领域成为可以增殖的资本，成为天津地方发展的经济动力，促进了天津的人口增长和商贸繁荣，渗透进天津的经济血脉之中。

　　总之，清代天津盐业在制度、技术和商业资本上均达到传统时代的顶峰，盐利成为支撑朝廷财政和天津城市繁荣的重要力量。此时的天津，已不仅仅是盐的产地或中转站，更是一个以盐利为驱动力的综合性商业城市，为近代崛起积蓄了能量。

　　变革时期

　　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民族危机、西风东渐和制度变革的冲击下经历了痛苦转型，天津的盐业也不例外。在管理方面，1913年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为获取外债，成立由外国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总所及各盐区分所，列强由此介入中国盐政。天津设立长芦盐务稽核分所，与长芦盐运使形成“双轨制”管理体系，被迫步入近代化轨道。尽管专商引岸制度仍存，但外资、军阀、工业资本纷纷涌入，盐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从封建专卖逐渐走向近代化工业与市场经济。

　　生产方面，长芦盐区的盐产格局仍延续着南轻北重的局面，清末芦台、丰财两场产量已占长芦总量五分之四。1914年至1925年，长芦盐场再度裁并，北场仅保留芦台、丰财两场，南场虽有严镇、海丰二场，但产量已经很低，盐业生产的重心彻底北移天津。天津两场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到1937年产量达到44.2万吨，是清末长芦盐区总产量的两倍多。在全国范围内来看，1912年长芦盐的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0.8%，到1921年增加到18.4%。

　　从清末开始，近代铁路运输被引入食盐运销，解决了南北方向运输不连贯、冬季河道封冻不能运盐、运速慢而又风险大等问题，降低了运输成本，简化了运盐手续。进入民国后，由盐务稽核总所推行的盐政改革使食盐自由贸易区域迅速扩大，铁路运输在食盐运销领域更有了用武之地。长芦盐区由于津浦铁路和京包铁路的建成及海上、内河轮运的发展，销售半径大幅扩展。在河南，长芦盐在1920年取代了淮北盐的供应区，并与河东盐展开激烈竞争；在湖北汉口，到1917年长芦盐已经占有70%的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来看，长芦盐的销量，在1914年至1948年的35年中，有28年居前三位，其中有十年居第一位。而东南部各盐场所占份额减少，尤其是淮南盐的衰落最为明显，芦盐有时需要运往因淮南盐供应不足而缺盐的南方各地。

　　清末民初，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甚而超过田赋、关税等成为第一大税。长芦盐税年收入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两淮，是民国初年最为重要的盐税来源之一。两淮等其他盐区的盐税常常被军阀截留，而长芦盐区收入相对稳定，且地处京畿，便于中央控制。对当时的政府而言，长芦盐税是偿还外债、维持军政运转的关键财源，尤其在地方协款停顿的情况下更为重要。比如1913年，长芦为偿还善后大借款提供了368万余元，而其他各地提供总额才600余万元。另外，长芦盐税也是直隶地方财政的支柱，承担大量军饷、行政及公共经费支出。

　　近代天津盐商在经营传统盐业同时，大量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以及矿业、银行、房地产等，完成了从传统盐商向近代工商业者的转变。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开始涉足盐业深加工。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纯净度更高的机制精盐，打破洋盐垄断，是中国近代盐化工业的开端。此后，永利碱厂等企业相继成立，利用盐卤资源发展制碱、化工产业，开启“盐—碱—化”一体化发展模式。到1928年为止，经稽核总所确认的精盐公司达到13家，久大公司的产品产量和销售额、销售范围都首屈一指。在盐的用途上，工业用盐比例增加，以盐为重要原料的制碱、制酸、玻璃、染料、造纸工业门类，民国时期都已经出现在天津。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为了更多地掠夺长芦盐业资源，通过“华北盐业公司”等机构扩大盐田面积。到1945年，长芦盐田面积已经由沦陷前的15万亩扩大到40余万亩。八年中，日本侵略者共掠走长芦盐404万吨，占总产量三分之二，另征军用免税盐21万吨。此外，日方还在汉沽、塘沽设立多家化工厂，提取溴、镁、氯碱等战略物资用于军工生产。据估算，日本在侵华期间对长芦盐的掠夺，占其对中国盐资源掠夺总额的近一半。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制定了繁杂的盐税名目，对原有的盐商进行残酷剥削。到日伪统治后期，长芦盐区由盐商组织的几家大的盐业公司，如德兴、裕蓟、义生，都已经负债累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长芦盐区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引岸专商制，全面推行自由运销，但并没有改变盐业生产、运销濒临崩溃的局面。

　　1949年1月，整个长芦盐区解放。3月，华北贸易总公司长芦盐业公司成立，负责长芦盐的运销；冀东长芦盐务管理局和天津军管会接收的原长芦盐务管理局合并成立长芦盐务管理局，统一管理长芦盐务。新中国成立后，长芦盐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长芦盐区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在探索中不断发展。2009年，长芦盐务管理局被撤销，长芦盐业进入完全企业化发展的新模式。当前天津的盐业企业包括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芦台场）和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丰财场）两个海盐生产企业及天津市长芦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渤化盐业经销有限公司，形成了集海盐产品生产、批发和零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海盐生产和销售基地。

　　纵观千年，天津盐业经历了从服务军需的边陲盐场到拱卫京师的财税重镇，再到近代工业文明的策源地的转型，每一次转型都紧扣时代脉搏。在全国盐业版图中，天津或许从未像两淮那样富甲天下，却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技术革新与制度创新，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盐，不仅塑造了天津的地理空间，更沉淀为这座城市坚韧务实、开放进取的精神底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