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夏，在永红路中学上完最后一节课后，班主任眯着眼对我们说：“明天就中考了，好好考。”考场在革命路小学，考题很简单，我早早做完了。一个月后去学校，从化学老师那里得知，我考上了衡水中学。
新学校的大门比永红路中学气派，有块毛笔写的牌子：河北衡水中学。门东边有棵柳树，上面挂着半截铁轨，这是学校的“钟”。树旁有间小屋，一个老头坐在里面，静静地看着成群结队的学生。上课后才知道，老头姓崔，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也是敲“钟”人。
衡水中学重建，师资匮乏，教育局从偏远乡村挖掘了不少人才。这些人都有大学学历，散落在衡水的各个角落。他们大多是一身农民打扮：平头、粗布做的裤褂，懒汉鞋，很少有穿皮鞋的。不过，他们的眼睛里渐渐闪起了光泽，他们格外享受教室中片刻的安静与从容，也沉醉于从事专业工作的乐趣。
我在文科班，语文课有两位老师负责教学，一个教课本，一个教课外古文。教课本的先是胡嘉瑞老师，天津人，高个子，衣服干净平整，讲课时总是习惯性地弯腰。后来换成了赵海潮老师。赵老师个子矮，脸上总带着没洗干净的痕迹，穿着一双松紧带布鞋，一看就知是农村媳妇做的。他住单身宿舍，屋里空荡荡的，靠西墙放着一张小床，门边地上放着小煤油炉子、一个盘子、两只碗。北窗前是一张堆满了书的三屉桌。那时他正研究《史记》，每次遇到，他要么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要么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赵老师说话慢条斯理，口才不是很好。他要求每个学生都写日记，批改方式有两种：要么把批语写在日记末尾，要么另附一张纸条。批语内容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文字表达的，会嘱咐学生把日记再通读一遍，改正其中的错字和病句；另一类是关于思想层面的，他会写下自己对日记中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看法，算是师生间的笔谈对话。
教古文的老师姓杜，白发苍苍，看上去六七十岁的年纪，一周只上一次课，这样的课程安排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每次上课，他都在腋下夹一叠油印的“篇子”，这是他自己选编、刻写的教材。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浮生六记》中《闲情记趣》《闺房记乐》选段。当时，杜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抑扬顿挫，非常有节奏感，而他讲课的语气则是舒缓的，仿佛沉浸在作者对童年、对夫妻之情的回味之中。之前我们所学的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古文，看到这样写闲情逸致的，觉得新鲜，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文章的看法：有教育意义固然重要，对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它的应有之义。我们一直觉得杜老师是个谜，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教书？他之前又是做什么的？大家好奇归好奇，只是私下里聊聊，没人多问。直到现在，我们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
地理老师封期靖，干瘦，巴东人，因为个子矮，上课总只用黑板的下半部分。他痴迷于地震研究，自己制作了地震仪，在家监测地震动向。有时候上课，他会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昨晚上地震了，2级多。”趁着交作业的机会，我们特意跑到学校西南角那间属于他的独栋砖房里看了看，里面确实有监测设施，只是看起来颇为复杂。他说不定真是这方面的专家，之前好几次，他因为要到省里参加与地震相关的会议，不得不请假停课。
封老师每次上课都会抱来一堆材料，既有他用大卡纸亲手绘制的各类地图，也有他深夜刻印的补充讲义。一进教室，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空白地图发下去，让我们按要求在上面标注交通线路或矿物分布。在我们看来，地理就等同于地图，似乎所有知识点都能在地图上找到对应的表达。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只要提到某个地名，我的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一幅地图——这大概就是封老师当年给我们练出的“童子功”吧。教历史的寇国萱老师和封老师路子差不多，也在历史图表上格外下功夫。我们每天的历史学习任务，就是把历朝历代的大小事件，用图表的方式记下来。
每天，我们有填不完的图，记不完的年代和人物，总结不完的意义，背不完的古文，写不完的日记，做不完的数学习题，关心不完的时事。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几年，中专、大专、本科都算上，高考录取率在个位数。一个45人的班，能考上五六个就算不错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回家，该种地的种地，该换工的换工，该当临时工的当临时工，生活很快就步入了既定轨道。大家都学着接受现实，高中时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彻底放下了。
尽管高中只有两年，但运动会每年都有。这也成了班上荷尔蒙过多的男生的“秀场”，班主任朱世俊老师也乐意给他们搭台——这类露脸的项目总是先让他们挑，剩下的才轮到其他同学。最后一次运动会，朱老师对我说：“我给你也报一个吧，5000米长跑。你个子小，耐力肯定好。”亏他想得出来！在班里我一直是队伍的小排头，手无缚鸡之力，体育一无所长。长跑项目排在运动会最后，我得和校运动队的同学，还有班上的大长腿郭少岺“同台竞技”，结果可想而知。被领先整整一圈后，我反倒放下了包袱，旁若无人地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跑，任看台上的呐喊声此起彼伏。
没想到的是，闭幕式特意为我延迟了，看台上的同学笑成一片，那场景成了我一辈子关于衡水中学最鲜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