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慈母心

　　顶针：又称，抵戒、针箍，是缝纫时常用的辅助工具。它一般套在手指（多为中指）上，能借助金属等材质的硬度，抵御针刺带来的压力，保护手指，让缝纫操作更顺畅，在传统手工缝纫场景里很常见，多为铜制。

　　青铜文明的星火照亮了顶针的起源，青铜时代的“顶针装置”：山西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出土“刖人守囿车”青铜挽车，鸟形装饰内置可转动的顶针状部件，虽非实用顶针，但其设计显示对“指尖工具”的早期探索。

　　顶针（古称“镊”“指镮”）的明确记载见于宋代文献《东京梦华录》，但其实物遗存罕见。考古发现中，早期缝纫依赖骨针与手指直接配合，顶针作为辅助工具可能晚至金属时代（如铜、铁材质）才普及。目前，所见最早的金属顶针实物多见于明清时期，如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代金顶针。

　　先民在冶铁技术成熟后，将“推针护指”的智慧凝练于方寸之间，《琼州府志》载宋元时期闽南渔家女以鲨鱼皮制顶针，内嵌螺旋纹以增摩擦，竟暗合现代机械防滑原理。至明清，苏州银楼创制出鎏金点翠顶针，錾刻“五蝠捧寿”纹样，既是工具又作嫁妆，见证着古代女子“德言容功”的礼教传承。

　　老天津胡同里的顶针藏着诸多变化：皮匠用驼骨雕鹰首顶针，借猛禽利喙意象破厚革；绣娘使翡翠镂空顶针，透光查验丝线走向。1937年《申报》记载上海裁缝罢工事件，工人高举顶针为标志，将“指尖铁甲”化作劳工权益的象征。

　　当缝纫机的哒哒声席卷民国弄堂，苏州绣庄反其道推出“节气顶针”：立春款嵌梅花铁，惊蛰款铸雷纹铜，每个凹痕对应节气物候。据传，天津劝业场更发明音乐顶针，推针时簧片震动奏《茉莉花》，让枯燥劳作变成指尖音乐会。

　　这枚顶针儿（图②），为铜质顶针，是几十年前的产物，它虽小，但记录了那个时期生活的过往，和女性的辛劳汗水，残存着无法褪去的温度。几十年前，妇女干活离不开顶针，戴着顶针，只见针在布上穿行流畅，看不见它的存在，它已经和灵巧的手合体了，这是多少汗水积攒出来的灵动、勤劳和智慧相伴。

　　饰韵流变古今情

　　抹额：又名额带、头箍、卧兔儿、五毒额、珠勒、渔婆勒子、勒子，女性用品，制作年代，约在清末民初，缎面材质，黑色，呈蝴蝶状，上面有花饰，保存完好无破损。

　　起源与早期形态可溯源先秦时期，可能源于原始社会的额带，用于束发或驱邪。先秦时期已有“頍”（kuǐ）的记载，《诗经·小雅》中“有頍者弁”或许就指早期额饰。到了汉代，抹额多为布条或丝帛制成，士兵用红色“帻巾”束发（如《后汉书》载“赤帻武官”），那时兼具实用与标识功能。唐代抹额常用于军队，作为武官或士兵的标志。《全唐诗》中多次提及，张籍《将军行》：“红罗抹额坐红旗，白马金鞍从武威。” 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曾赐安禄山“红绡抹额”，象征恩宠。后来安禄山叛乱，民间戏称“红绡抹额”是祸端之始，抹额无端替罪。

　　魏晋南北朝时期，抹额成为女性装饰，材质由粗布升级为锦绣，缀以珠玉（如《洛神赋图》中女性额饰）。

　　唐代抹额华丽繁复，与“步摇”“花钿”搭配。男性亦用抹额，如唐玄宗曾赐大臣“红罗抹额”以示恩宠。宋代抹额被纳入服饰制度，《宋史·舆服志》中载，后妃需佩“珠翠抹额”，民间则流行刺绣抹额，宋代《东京梦华录》记市井女子“戴窄额子”，即指细条状抹额。 

　　到了明代抹额成为女性标配，形制变宽，称“额帕”，冬季用貂鼠等毛皮制成“卧兔儿”，《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有这样描写：“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儿鞋，灯下海獭卧兔儿，越显得粉浓浓雪白的脸儿。”看来，除去装饰性外还有保暖功效。

　　时至清代早期，抹额依旧是重要饰品，《红楼梦》第六回，宝玉见黛玉，抹额是点睛之笔，“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到了清末，满族“额箍”与汉族抹额融合，发展出“钿子”“昭君套”等变体。清末抹额逐渐退出日常，仅存于戏曲，如京剧清代戏曲中《打渔杀家》渔家女佩戴的窄边抹额，材质多为素缎或麻布。

　　抹额、勒子早已退出现代人的服饰，作为传承演变几千年的服饰，流失得让人遗憾，说来服装日益简单化、暴露化，服饰表现过于直白，过去引以为美的文化的消逝，或许也是重大损失。

　　（本文选自作者郭文杰即将出版的《何以惊艳——百话何志华收藏》一书）

　　图①图②为清代服饰收藏家何志华收藏的各式顶针

　　图③图④为清代服饰收藏家何志华收藏的抹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