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对东晋末辞赋家、散文家，有“田园诗派鼻祖”之誉的陶渊明的《责子》一诗，同样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诗家从中读出旷达超脱，而身为父亲的我，却从中看到了失望与无奈。

　　《责子》一诗，不长：“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诗浅显易懂，直来直去，直说孩子不成才，数落五子不成器，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

　　《责子》一诗约作于陶渊明44岁前后，彼时他两鬓白发，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陶渊明自己好读书，然其五个儿子皆不喜读书、不善写作，令他深感失望。老大，16岁，懒惰之劣习竟是无人可匹敌；老二到了“志于学”的15岁，却“不爱文术”。双胞胎兄弟13岁了，“不识六与七”，语算能力弱下。老幺陶通，9岁了还争吃梨与栗。而孔融“四岁能让梨”，即懂谦让与分享。

　　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从孩子三岁时的性格、脾气，即可知其长大后的人品；也可从其七岁的兴趣、爱好及能力，预判其一生的出息如何。

　　陶渊明家的五个儿子都不喜欢读书写字，想继承他的衣钵成为田园诗人，实属难如登天。他们“不爱文术”，若想通过仕途出人头地，这条路走不通。更何况，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入仕，寒门子弟纵有才华，亦难有出头之日。

　　说起来，陶氏颇有些来头。其曾祖陶侃（尚存争议，有说其为旁系亲属，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另有一说，其名岱），做过武昌太守，至于父辈功业，陶潜只用“寄迹风云，寘兹愠喜”一笔带过，因其事迹已不可考。至陶渊明一代，已是家道中落，沦为寒素之族。《晋书》载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陶渊明虽以隐逸得清高耿介之名，以田园诗声名远播，但这份超脱世俗的成就，非但未减其望子成龙之心，反如薪火，加剧了他对子嗣成才的热切渴望。

　　期望值越高，面对五个男儿的如是景况，越伤害陶渊明的自尊。难怪他要“责子”！“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将五个儿子的成长与成才，归咎于天命的安排。既然命运如此，不如痛快饮酒，不要停杯。他深知“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这种“一醉解千愁”的态度，正是他面对命运无常时的自我解脱与超然。

　　这两句诗，表面上是一种豁达的自我安慰，实则饱含着诗人深深的无奈与心酸。在那个时代，教育资源有限，家庭教育几乎全靠父母。面对儿子们的不成器，陶渊明或许尝试过各种方法去引导、教育，终究无济于事，只能将这一切归咎于命运。

　　唐代杜甫认为《责子》是陶渊明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认为真正的隐士不应为子女资质耿耿于怀。宋代黄庭坚不只评杜甫借陶渊明自嘲（安史之乱后，杜甫自身漂泊困顿，子女失学，亦常生愧疚，故借评陶诗以解心中郁结），而且“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反倒认可陶渊明“善戏谑的慈祥老父亲形象”。

　　可惜，黄庭坚未能换位思考。倘若黄庭坚处于陶渊明的位置，还能如此安逸，还能展现出那般“慈祥”吗？黄庭坚曾担任知州、吏部员外郎等官职，死后被宋理宗追赠为太师，又被宋度宗追赠谥号“文节”。其长子黄相曾为北宋中奉大夫，长孙黄黔则官至贺州司理参军、吏部郎中、四川提刑，还被诰授朝散大夫，堪称世代为官。

　　黄庭坚只看到了陶渊明诗中表现出的戏谑与慈祥，却未能看到一个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与自责，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