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如今已是一门显学，这块园地经学者们反复精耕细作，乍看之下似乎再难有突破；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关于鲁迅的生平、小说、杂文以及散文诗《野草》，都有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反复甚至重复的研究；相比之下，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化的关系，以及他与外国文学、思想、文化的关系等领域，研究力度仍显薄弱，尤其是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尤其不够。

　　其实鲁迅首先是一位翻译家，从翻译雨果的《哀尘》（1903年）到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1935年至1936年），翻译活动贯穿了他的一生。鲁迅深刻地指出，翻译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又曾说自己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之初，“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等到鲁迅大写小说、杂文之后，翻译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往往首先见之于翻译文本的附记序跋之中。这样一些附属的文字（所谓副文本）在许多译者那里，一般多为事务性的说明，而在鲁迅这里却每多高论，他有不少最新的思考就在这里首先发表。例如在关于译本《工人绥惠略夫》的附记序跋以及谈话中，鲁迅说起“改革者的境遇”这样一个话题，指出因为改革而影响其既得利益的人们固然会反对他，大众也有可能跟着来迫害他——尽管他是为大众的，但未必能被大众所理解、所接受——于是先觉者往往也是牺牲者。这种牺牲的意义，往往要过很久才能显现；而改革者本身的心态也难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一个只想自己过太平日子的人，是不能当改革者的，那远不如当一个随大流得实惠的平头百姓，更轻松的则是当一个庸人。

　　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的翻译活动及其成果中，非常多见，只是人们不大注意罢了。即如鲁迅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他在译本序中特别声明说：

　　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

　　这里公开点明作者与译者的意见分歧，其中大有文学接受层面的奥妙，很值得我们深思。如今某些作品的译者已不可能与作者产生任何联系，但他们在篇目选择、内容删节等环节，仍会不自觉地流露自身的观点倾向——比如西方译者对《红楼梦》的选译就是典型例子。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相关研究似乎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