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许多天津作家创作的津味小说里，俏皮话的运用不仅数量多且出神入化，精彩纷呈。

　　俏皮话来自民间，流传在百姓的口头上，经过适度淬炼打磨，保留着浓厚的地域色彩，具有质朴豪爽、含蓄灵动、简洁通俗、幽默风趣的特点。作家笔下的俏皮话，并非简单机械化植入、装饰性点缀，而是自然融入叙事肌理，流淌于字里行间。作为言情达意的手段之一，用俏皮话来呈现主题、叙事说理、刻画人物、展开情节、表达思想感情，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成为津味小说独有的语言特色和鲜明的文字特质。

　　孙犁说文 

　　寻根溯源话俚语

　　1941年，孙犁参加了《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他仔细阅读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稿，并认真进行挑选和修订。后来，根据编辑心得，他写成《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书，后改名《文艺学习》。这是一本讲解文学基本知识、指导文学创作的入门读物。笔者认为，这本书至今仍未过时，特别是那些致力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人，静下心来读一读，会大有裨益的。

　　这本书的第三章，用了很多篇幅专门讲“文学语言”。孙犁再三强调，一切从事写作的人，都要“重视人们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我们写东西，从大众那里吸收语言。”文章同时列举了大量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鲜活的语言，其中涉及民间俏皮话的也有多处，借录于此：

　　例一，“根据日常生活，人们创造出不少的成语、比喻、俏皮话等等。在比喻上，人们通常是用生活里最习见的东西来形容事物的，比如说一个独生子，人们便说‘十八亩地一颗谷，独根苗’，或是‘神堂里的鸡子，宝贝蛋’。”例二，“有的是从人们生活习惯、社会意识来的。比如人白费力气，没有得到称赞，便说‘大姑娘养活孩子，费力不讨彩’。说人土气不文明，便说‘满脑袋高粱花子’‘蚂蚱打喷嚏，满嘴庄稼气’等等。”例三，“有的同志却能从旧日的成语和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于是趣味横生。一天，正在开会，一个人大发议论，絮絮叨叨，另一个同志制止他说：‘喂，同志，这叫格拉半（膝盖）上钉掌。’那人说：‘这话怎讲？’他说：‘离了蹄（题）了。’”

　　在这里，孙犁列举的“十八亩地一颗谷——独根苗”等俏皮话，目的是在说明：“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样形成的有力量的语言较多”，“我们应当拿它做创造语言、洗练语言的参考。而这样的语言是非从生活里不能产生的。”

　　孙犁从来都是身体力行，他的小说，无论叙事、描写，还是对话，都像口语一样质朴、活泼、清新、自然，恰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比如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就引用有：属卖炸馃子的——带着一身油、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秦叔宝的黄骠马——来头儿不小、隔夜的衣服隔夜的饭——早凉了等。这些俏皮话接地气，散发着泥土味儿，清新、通俗、风趣，用农民的话，讲农民的事，一听就懂，一品就笑，为人民大众所钟爱。从中，我们也寻到了文学语言的“根”。

　　大冯写奇

　　市井故事化妙喻

　　冯骥才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已经出版了四册，每册十八篇，共计七十二篇。小说的写法很特殊，均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卫为背景，每篇一两个人物，依托一个个构思巧妙的故事，展示了一幅特色鲜明、引人入胜的市井画卷。小说融入大量的天津方言俚语，充满津味色彩。有些篇章则利用故事中的人物特征凝练并浓缩成一句地道的天津俏皮话。

　　话说天津南门外有一位外号叫冷脸的铁匠，小时候在旁边看他爹钉马掌，不小心被马的后蹄子踢了脑袋，虽然死里逃生，但从此脸上没了笑容。这个不会笑的怪人却特别爱听相声。津沽可是相声窝子，高手如林，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到南门外，全都拿出看家本领，目的就是想把冷脸逗乐了，结果都事与愿违，铩羽而归。这件事传到了北京的相声圈子，他们不相信世上还有一个逗不乐的人。于是，引来绰号“毛猴”的两位相声高手，他们在京城叫得山响，说学逗唱的功夫皆为一流。一连数日，“毛猴”在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赢得场场爆笑，叫好声简直要掀去屋顶。再看这位冷脸铁匠，居然一直像个睁着眼的死人，始终没有一丝笑容。无奈之下，“毛猴”只好认输，灰头土脸地回到了京城。这二位走后，没人再敢往南门外去说相声。因此，坊间冒出一句俏皮话：“说相声逗冷脸——自找别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

　　子龙创作

　　民间智慧信手拈

　　蒋子龙是津门家喻户晓的作家。1979年，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成为我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蒋子龙的创作始终坚持走“民间”“世情”的路子，因此很重视对俏皮话的采集和运用。他曾说过：“歇后语（俏皮话）是一种熟语，是带有强烈民间色彩和幽默感的大实话、大白话、睿言智语，它的特点是说半句‘歇’一下，‘后’边点题，说到根上，说到哏儿处。”“似乎没有人不喜欢俏皮话，它流传广泛，极富表现力，鲁迅说它是‘最有生命力的词汇’。”

　　翻阅七卷本的《蒋子龙文集》（华艺出版社），他创作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各种文体，字里行间都会不时有一两句俏皮话蹦出来，诸如：狗戴嚼子——胡勒、癞蛤蟆垫床脚——硬充硬货、鸭子孵鸡——白忙活、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大伯子背兄弟媳妇过河——受累不讨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俏皮话地域色彩浓郁，津味十足。

　　2000年，笔者出版一部专著《歇后语趣谈》（天津人民出版社），蒋子龙欣然赐序。为与拙作内容相契合，他在序言里先后引用了七条俏皮话：五尺钩挠痒痒——一把硬手、豆腐房里的石磨——道道儿多、大姑娘绣花——这可是个细致活儿、文火炖猪蹄——要的就是这个功夫、寿星老儿的脑袋——宝贝疙瘩、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和尚成道——神了，对此书给予肯定和推崇。另外，作为行文的陪衬或对应，他还引用了四条贬义或中性的俏皮话：雨天拔豆子——拖泥带水、灶王爷卷门神——画（话）里有画（话）、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这些俏皮话在蒋子龙笔下运用绝妙，真是浑然天成、谐趣横生，令人过目不忘，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希造词

　　荒诞比拟寓深意

　　天津俏皮话：“狗熊穿袍子——人啦”，来自林希先生别出心裁的创造。笨拙的狗熊穿上漂亮的袍子，多么滑稽荒诞，是一件根本不能发生的事儿。这正是俏皮话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亦是它的奥妙所在。前半句通过比拟、夸张，形成大胆又奇特的想象；后半句画龙点睛，用一个贴切的注释，加以说明，从而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

　　林希中篇小说《丑末寅初》有这样一段话：“前面不是说过嘛，朱七是个体面汉子，这件长衫穿在身上还真是长成色，从家里出来，老家门口子认识朱七，也认识胡九爷这件长衫。如今见朱七借来这件长衫穿在身上，大人小孩全跟他找乐：‘行呀，朱七，狗熊穿袍子，人啦！’”

　　克凡怀旧

　　翻砂车间寻不凡

　　著名作家肖克凡年轻时当过几年翻砂工。他曾这样说：“翻砂工就是用一双茧子手从黑砂里翻弄出铁的铸件。很伟大。”翻砂工的劳动环境恶劣，以幽默诙谐的俏皮话当作润滑剂，互相揶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苦中作乐，成了一种活法和方式。

　　肖克凡说过，“翻砂工的俏皮话，可印成一部大书。”他把平日工友们所说的俏皮话都一一记了下来，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例如：鞋帮子改帽檐儿——高升、五马换六羊——不值得、坟地改为菜园子——拉平了、长虫吃筷子——直脖子不会拐弯、借钱买藕吃——口口都是窟窿等等，这些俏皮话，有的是社会上流传的，有的是翻砂工创编的，后来，肖克凡将这些俏皮话用在各类作品中。比如，他的小说《遗族》有这样一个片段：那年的一天，车间主任让一个下放到翻砂车间劳动改造的秀才，爬上十几米的地方，写一条大标语“工业学大庆”，但秀才可能是晕高，脑子一时断了篇，竟然写成了“工业学大寨”。正当他顺着滑梯想下来向领导交差，地下的翻砂工纷纷喊了起来：“庆！庆！不是寨！”那秀才怔在半空中，像是听不懂人们的喊叫。这时，地上的人又喊：“裤腰带当围脖儿——你系（记）错了！尿憋子打酒——你差壶了！鞋帮子变帽檐儿——你戴错了！”这密不透风的俏皮话，使站在梯子上的秀才完全蒙了，一步踩空，从上面坠落下来……

　　王松悟道

　　皮裤棉裤见哲理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这是天津独有的一句俏皮话，幽默风趣，用于比喻一些不合常理事情的发生肯定有一定原因和道理。谁能想到，这一俏皮话还为著名作家王松的创作带来了灵感。他的津味长篇小说《烟火》出版后，写过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题目就叫《皮裤套棉裤，“故事”里有故事》。对这部小说，王松酝酿了很长时间，故事早就有了，素材也准备好了，但一两年迟迟没有动笔。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两位说一口纯正天津话的天津人，正因为这句俏皮话争论着，一个人坚持说“皮裤套棉裤”，另一人说这话有毛病，应当是“棉裤套皮裤”，俩人越吵越凶。王松在一旁听得入迷，乐不可支。“这天往回走时，我心里还一直想着这事儿，究竟皮裤套棉裤，还是棉裤套皮裤？想着想着，咯噔站住了。我才发现，天津人确实了不起，甭管皮裤套棉裤还是棉裤套皮裤，这两套裤子这么一折腾，竟然倒腾出了哲学意味。也就从这时，我觉得在心里酝酿很久的这部小说好像有了下笔的地方，老天津的‘烟火’气一下鲜活起来了。”

　　王松在创作体会里还写下一段话：“天津人性格俏皮，说话爱逗哏。这逗哏说白了也就是爱说俏皮话。天津人说的俏皮话其实就是歇后语，但比一般的歇后语幽默，也更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意味。所以外地人觉得，天津人说话就像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