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里，静静矗立着两根圆柱。它们近三米高，粗不盈尺，原本是天津总商会旧址的廊柱。柱身斑驳，深色大漆裂出水波般的纹路，像一段历史沉默的回声。而它们身上最深的印记，来自百年前，一位青年的决绝一撞。

　　（一）

　　1919年6月，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激荡着天津。围绕是否继续罢市，天津总商会内争论不一。

　　有商董质问学生代表马骏：“你家中无财产，怎知有产者的困难？”马骏凛然回答：“性命与财产孰重？学生无财产，愿以性命报国家！”话音未落，他猛然撞向厅中木柱，血流如注。

　　这一撞，柱身的裂痕、旧色和斑驳，都成了历史留下的伤口，也留下了一个追问：一个青年，为何愿把生命押在一场商会的争论里？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王永立，四十年来躬耕天津党史。他觉得要理解马骏，首先要理解那时的天津。他说：“清朝末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包括洋务运动后期，在天津建立了很多新式的、西式的学堂和学校，一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也因此进入天津。”

　　年轻的脚步，纷纷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育救国”的理念，让十几岁的周恩来和马骏先后来到这里。英文教材、理化实验、演讲会、自治会、校刊编辑部，把课堂和时代紧紧连在一起。

　　1919年春，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第二天，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天津青年学生也呼吁抵制日货、声援山东。正是在这样的风暴中，马骏走进了天津总商会。

　　（二）

　　马骏的孙女马丽颖从年少时起就随家人追寻祖父的印记。在她的记忆里，1919年对于祖父而言，注定是改变人生的一年：“当时日本的军舰都已经到天津了，所以马骏他们血溅商会，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如果山东失守，那当时的中国就亡国了。青年一代有责任替国家去扛、让中国站起来，所以他们所作所为是在救这个国家。”

　　尽管当时在万千学生的努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日本最终（既成事实的）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9月，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二十名青年，在天津成立觉悟社。就在他们求索之际，李大钊受邀来此指导。对于李大钊来说，天津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1889年，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青年时代，他也曾在从政、学商、学医之间彷徨过。左右为难之际，李大钊曾给家里写信求助，大伯父李任元让他遵循自己的意愿，并回信对他说：“要逛山你就逛高山，要游水你就游大海……”

　　高山、大海，这句话没有替他选定谋生的路，却替他打开了胸襟。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一张领讲义券，一册册写满批注的讲义，记录着李大钊的求学岁月。课堂里，是政理、法理和世界潮流；课堂外，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现实。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白雅雨。从老师身上，李大钊学到了革命志士为国为民、勇于奋斗的精神。

　　老师为革命牺牲，学生把“救中国”刻进了心里。从天津出发后，李大钊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方略。那时，各种主义在时代激流中翻卷，他大浪淘沙般寻找、辨析、选择。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投向最广大的人民。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他陆续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对天津进步团体也非常关注。

　　觉悟社成立五天后，李大钊应邀来到天津，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青年长谈，让这些青年开始懂得——“救中国”不能只靠一时激愤，也不能只靠孤勇牺牲；必须到人民中去，有组织，有信仰，有能够改变旧世界的新主义。

　　一张南开大学1919年9月25日开学典礼的照片里，有南开的校父严修、校长张伯苓，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周恩来，就是没有马骏。当时马骏和觉悟社的另一位成员刘清扬，奔赴上海参加全国爱国联合会的成立会议。马骏缺席了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合影，却没有缺席那个时代更大的集合。1920年1月，天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毒打。各界代表前往省公署请愿，直隶警察厅却逮捕了马骏等二十余人。1月29日，周恩来组织学生再次请愿，也被捕入狱。这就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二九”血案。

　　（三）

　　天津博物馆收藏了马骏在狱中写给觉悟社友人李愚如的诗。

　　纸页已经泛黄，青春却依然滚烫：你去法兰西，我在监狱里。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到一个坟儿说：我把他给你带来，你却已为他而死了。

　　“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各界联合会赠送他们每人一个纪念章。”马骏的孙女马丽颖回忆道：“留日同学会又特意赠送了马骏一个特制的金质纪念章。马骏说了一句话，表明今后的自己要献身国家：进狱以前的马骏是马骏同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骏。”

　　出狱之后，马骏变了，热血凝结成信仰。他和李大钊、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改变中国不能只靠文章和呐喊，必须有组织、有行动。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经天津转往上海。海河涛声，回荡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约定。马骏正是在这场洪流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多年后，马丽颖在莫斯科档案馆里找到了印证这一选择的关键文件——一份1925年的档案：马骏受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详细记载了马骏的入党时间：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推荐人李大钊。

　　（四）

　　马骏始终走在那条被李大钊点燃的道路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捕。在狱中，李大钊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4月28日，李大钊走上绞刑台，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危急时刻，马骏临危受命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武汉，邓颖超告诉马骏，北京白色恐怖尤为严重，是否暂避？马骏非常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人民需要党，我必须去！”

　　他知道前方等待的是什么，却仍然选择回去。几个月后，马骏因叛徒出卖被捕。他面对审讯时留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马骏目光坦然如炬，仿佛仍是当年天津总商会里的那个青年——只是这一次，他不再用身体撞向柱子，而是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

　　马骏不是孤身一人。张太雷未曾取走的毕业证书，郭隆真狱中的御寒毯，于方舟、安幸生留下的名字……都在提醒我们：一批从海河边走出的青年，像一束束火光，从天津散开，又在更大的中国汇合。

　　说到天津党组织的贡献，党史研究学者王永立总结道：“天津党组织1924年9月成立，不是最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但是，天津的党员被李大钊同志派往外地发展党的组织，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津渡青春，渡过的是海河，走向的是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