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第一部关于曹雪芹的英文著作由美国皮特朗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完整书名为《Between Noble and Humble: Cao Xueqin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即《高贵与卑贱之间：曹雪芹和红楼梦》，由美国学者罗纳德·葛瑞和马克·费拉拉花费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著名中国学者周汝昌的《曹雪芹新传》而成。书名取自《曹雪芹新传》的第一章标题：《贵贱之间——奇特的家世》。《曹雪芹新传》出版于1992年，当时是周汝昌应中国外文出版社之约，为了让世界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而撰著的。

　　书名《高贵与卑贱之间》，隐指曹雪芹的上辈（曾祖母孙氏夫人）是清朝康熙大帝的“慈母亲人”，其曾祖曹玺又官至一品尚书，这岂不是高贵之至吗？然而，他家真正的政治身份却是皇家内务府的一种旗人奴隶，这种奴隶要受到百般辛苦、凌辱而永远得不到出旗获得自由。《红楼梦》写到贾氏宗祠时的那副对联，上联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下联是“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本书的英译者抓住了这一要害，用简洁而又富于内涵的书名，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开阔眼界和心界。

　　此前，《红楼梦》虽然有各种语言文字的译本，但介绍曹雪芹这位伟大作者的书籍却如凤毛麟角。外国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不止一二位，但他们的兴趣和功夫都集中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上，对曹雪芹的关注则显得比较单薄。而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这位旷世的奇才应该定位于一种“集成圣人”，他擅长文学、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美学、哲学、史学、民族学……这百般学识，都在《红楼梦》中有所表现，有所评论，有所创造。

　　二、周汝昌用英语讲《红楼梦》

　　早在1994年全国政协开大会时，周汝昌住在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应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夫人罗明的邀请，为在京使馆界人士讲《红楼梦》。时间定在政协会议的闭幕日，地点在与北京大观园相邻的“大观园酒店”。到会场的总共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多位听众。

　　周汝昌用英语讲，请了一位社科院的年轻同志作为“备用翻译”。听众们似乎很惊奇——在这地方居然能出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敢用英语讲学问。

　　真正的困难并不在语言交流，而在于面向这样一群特殊听众的红学讲座，周汝昌该以何方式、用何“手法”来引导他们的兴趣，并使他们真能理解体会这个主题的意义。

　　由于文化基底和历史背景的不相同，周汝昌的“策略”是从“文化基础”开始，而归结到这部小说的意义——为什么说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著作。

　　周汝昌就从“红楼梦”三字到底表示什么含义、引起何等美学联想讲起。先讲什么是“红楼”，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所代表的情怀意趣，中国的“楼”与西方现代的楼有什么不同，红和楼组成一个词语表达的是什么地方和景况，这就“抓住”了听众，因为他们正是需要从汉语字义上（其实也是文化上）理解起。

　　周汝昌还得讲解“十二钗”是怎么回事——中国的钗，不是现代“发卡”！比如凤头钗，什么样，多么美。又要讲为什么“钗”会用来代表“女性人物”。

　　然后，周汝昌层层递进地讲，从《西厢记》的“花落水流红”的代表性和象征性，到中国诗人深切哀痛红花的凋零飘逝是因为这隐喻着旧时广大妇女的不幸处境与命运，再到曹雪芹特别重视这句话，把它变为“千红一哭”，变为“万艳同悲”，变为“群芳碎”，变为“沁芳溪”——即“花落水流红”的那条溪水！由这儿，将外国听众引导到了《红楼梦》的主题，听众们已然明白《红楼梦》是伟大的小说。

　　周汝昌还引用了早年欧洲读者对这部奇书的评价与观感，引了俄国人、德国人的话。欧洲人的评价早已十分崇高，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奇迹，是欧洲文化从未达到的高度。

　　周汝昌讲完了，听众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几位领头的夫人向周汝昌致谢，还有一位女士代表向周汝昌赠送纪念品——一个预先烧制好的带有题字和画着竹子的瓷盘。这次演讲十分成功，周汝昌以“红学”为例，宣传中华的优秀文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而又引出了另两场，一次在英国使节夫人的寓中，一次是在联合国所属驻京文教机构。

　　三、与外国译者“有缘千里来相会”

　　罗纳德·葛瑞是外国学者中最为关切曹雪芹的一位学者，他是哲学工作者，在东方做教育工作已经17年之久，先后在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生活。他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对于研究这种古老的文化萌生了巨大热情。正是在这几次讲座之后的2002年，周汝昌与葛瑞相识。葛瑞对周汝昌仰慕已久，他刚刚看过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就被《红楼梦》所“折服”，称这部著作“引人入胜，有令人惊讶的影响力和令人着魔的结局”。周汝昌则对他说，阅读这部小说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令人愉快和有趣的方式”。葛瑞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在周汝昌的建议下，2004年葛瑞与在复旦大学教写作和文学的马克·费拉拉开始翻译《曹雪芹新传》。《曹雪芹新传》的笔调与周汝昌以往的文字不尽相同。周汝昌早先的书都是只以国内读者为对象的。此次则以海外读者（全世界各国读者）为对象，因此周汝昌改变了素来的笔法，甚至语式，行文平实铺叙，清楚明白，同时非常具有“可读性”。

　　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中国香港大学在网上刊登了一篇B·B·邦塞尔博士的手稿，邦塞尔博士从1911年至1926年作为英国传教士一直生活在中国。葛瑞发现邦塞尔博士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第一位把《红楼梦》120回翻译成英文的人，周汝昌则证实了这一发现的价值，因为这篇未发表过的手稿是不同于国内任何一个小说版本的。

　　葛瑞尤其注意在《红楼梦》诞生的前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清代社会都有哪些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解。这三十年中，从康熙大帝南巡开始，到雍正登上帝位，再到雍正皇帝严厉而恶毒地惩治年羹尧、隆科多、曹頫、李煦的四大政治案件，曹家的地位和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曹雪芹的思想、感情、人生观、社会观、政治观、道德观、文化观等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曹雪芹在书中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一副对联概括了他的伤怀和愤慨，而他又必须继承康熙大帝的心愿，把满汉文化的交流融汇作为他著书的目标之一。

　　四、用216个脚注解释曹雪芹时代的中国

　　罗纳德·葛瑞和马克·费拉拉为此书做的准备工作，一般人也很难想象：葛瑞对《红楼梦》本身反复细读即达10次之多；他购买了所能买到的红学著作，访问了不少“红学家”；研究了西方最早英译《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发现了人们从未知晓的一种有价值的最早译本；他为了研讨问题，对周汝昌在各种场合的学术讲座都到场聆听。他与周汝昌讨论中常常以曹雪芹与《庄子》的思想比较为主题……总之，他们所用的功夫、付出的努力和辛劳都让周汝昌十分惊讶和感动。因此，这个英译本的质量应当是出类拔萃的。作为第一部介绍《红楼梦》作者的英文书籍，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广泛重要的内涵。

　　最大的争论是如何解释导致曹氏家族悲惨命运的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

　　曹雪芹的祖先作为奴隶从中国北方迁移到中国东北，由于是皇族的包衣，曹氏家族相比于其他汉人，获得了很多的特权。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夫人做过康熙皇帝的保母，又称“教引嬷嬷”，这对皇子的品格成长十分重要，皇子与“教引嬷嬷”的亲情关系甚至超过了他的生身母亲。康熙皇帝登上宝座之后，很快就提拔保母孙氏夫人的丈夫，即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到南京出任江南织造，为皇家经办绸缎布匹之事。曹玺的长子，即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从小就与康熙皇帝一起长大，他比康熙皇帝小四岁，少年时即已成为康熙皇帝的伴读与御前侍卫，“明是君臣，暗如兄弟”。康熙皇帝对曹氏家族非常宠信，他六次下江南，有四次就住在曹家，亲自看望“教引嬷嬷”孙氏夫人，并对群臣言道“此吾家老人也”！随着康熙朝的六十年盛世，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

　　不幸的是，曹氏家族在康熙皇子们的权力斗争中受到牵连，后来雍正和乾隆又对其进行迫害。少年曹雪芹在经历了短暂的“繁华”生活后，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但曹雪芹的行为豪放不羁，“身杂优伶”，引起了他的长辈们的不满，而且更难为当世所容！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曹雪芹接受了好友敦敏、敦诚兄弟的心意，呕尽半生心血，惨淡经营写出了一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惊动当时、倾倒后世的《红楼梦》！

　　1764年左右，曹雪芹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画家、古董鉴赏家悄然离世，在这之前他的妻子和幼子已经死于一场严重的疫病。

　　在英文传记的序言中，葛瑞说道：“与主流意见相反，周汝昌认为曹雪芹的小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后40回是在乾隆的授意下编造的。”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了108回，并且小说中有108个女主人公，这与另一部文学巨著《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是相对应的。

　　更有争议的是，周汝昌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表妹和第二任妻子。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贾宝玉爱的是林黛玉，但是周汝昌说史湘云才是贾宝玉的真爱，史湘云即是脂砚斋，曹雪芹真正的妻子。

　　葛瑞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周汝昌热情传统的写作风格，与其原著保持一致，我们尽可能地尝试保留这些，而不是让它听起来像西方学术。”

　　葛瑞的妻子来自韩国，并且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获得了汉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而费拉拉的妻子则是中国人。她们在中国学生的帮助下，做了最初的翻译工作。

　　在260页的传记中，葛瑞和费拉拉用了216个脚注去帮助读者了解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三四百年前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

　　此书中正文涉及中国清代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器物名称、衣装特色……几乎全是今日之人所不易明了的事物，没有这种注释，正文再好也会让读者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遗憾，翻译者的这种苦心匠意令人敬佩。翻译者下三年多的苦功夫才完成这一项任务。他们真正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努力工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兴趣。

　　虽然翻译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找到一个出版商也同样艰苦。在美国，文学翻译作品是有很多的，在费拉拉接到皮特朗公司的邀请之前，这部传记已经被拒绝10次了。幸运的是，皮特朗公司“为能够出版这部经典的英文著作而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们期待着能够在未来继续出版亚洲学者的翻译作品。”

　　自1764年曹雪芹逝世至今，这部英译本曹雪芹传是仅有的、第一次在世界文化领域正面介绍这位作者的论著。更重要的是，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学者、读者都公开承认《红楼梦》小说有浓郁的“自传性质”，单单阅读小说而不深透了解作者的时代、身世、社会、历史等复杂而特殊的背景，那么，所谓的“自传”就得不到确实而真切的印证。有了这部传记，可以从外到内地获得种种理解、感受，看到精神文化的变迁。

　　《红楼梦》在世界上已经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作为比肩莎士比亚的人物，曹雪芹传记却是第一次在西方问世，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气象。它也将成为世界了解《红楼梦》，了解曹雪芹，了解中华文化的又一部文献资料。

　　五、日译本《曹雪芹小传》经25年才面世

　　相比之下，动手更早的日译本《曹雪芹小传》（周汝昌著，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则于2010年7月才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周汝昌在1985年夏为日译本写的前言中说：“这样的一册小书，却有幸得到了日本的两位红学家的惠爱，要将它译成日文版出版。这使我倍增惭感之情。我的拙著固不足以为雪芹写照传神，然若能因日译版的流布而使日本的人民得以略窥雪芹之某些侧影，并由此而增加了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领会，则实为私心欣慰的一件大事。”

　　有趣的是，两位译者，一居红梦楼（伊藤漱平），一居浊病斋（小山澄夫）。这两个别有深味的轩名，都是取用了曹雪芹和红楼的典故。1982年的暮春，周汝昌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接待了日本的红学专家。那是他与伊藤漱平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与小山澄夫则是第一次认识。落花飞絮的情景，犹宛在目前。同年夏天，周汝昌与小山澄夫已有诗词唱和。他们由于雪芹之故事而结下的翰墨因缘，为两国文化学术的交流史又增添了一段佳话。

　　谁知在周汝昌为《曹雪芹小传》日译本题写前言以后，又过了漫长的25年的岁月，经过两位日本红学家的不懈努力，这部日译本《曹雪芹小传》才终于译成问世！其间译注的艰难与曲折也可想而知了。此书出版时，出生于1925年的伊藤漱平已经仙逝，他一生几次翻译日文版《红楼梦》，生前曾多次来华与周汝昌探讨翻译《红楼梦》事宜，是一位不断探索改进、追求尽善尽美的翻译家。

　　周汝昌在《曹雪芹新传》自序中写道：“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最值得做，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么我请你挑选对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的研究和评价！”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有关他的身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却十分匮乏。撰写曹雪芹传记，难在文献奇缺，东鳞西爪，片言只语，从传记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不过，在周汝昌看来，“我们拿不出一部曹雪芹传，对自己的历史，对世界人类文化，都是说不过去，难为人原谅的憾事。”为此，周汝昌平生五次为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中国文学家作传：1964年《曹雪芹》出版，1980年《曹雪芹小传》问世，1992年《曹雪芹新传》出版，1999年《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出版，2004年，周汝昌86岁，再次推出《文采风流曹雪芹》一书。周汝昌历时四十年，迎难而上，抉隐烛幽，匠心独运，穿过历史弥漫的云烟，形象地描绘了曹雪芹的家族渊源、身世经历和生平事迹，为向世界传播《红楼梦》、曹雪芹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