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阳台上那棵粗壮的三叶梅，忽然想起了父亲。这花已经养了十年，父亲去世也有十年了。它来时，只是一个小枝条，是父亲从他的花盆里剪下来的。

　　花儿，开得很好。有一根长长的枝条，带着绿叶和浓艳的花瓣，探到栏外，仿佛父亲在遥望远处的那抹山峦。

　　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重症监护室，他戴着呼吸机，见到我们十分激动。他想说话，但只能发出呜呜的低鸣，只能急急地用手比划。我抢过护士手里的木板夹，托在父亲胸前，又把笔塞到他手里。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想写字，哆嗦了一阵，只是画出几道印，终于写不成。他沉了沉气、稳了稳手，向左画了一道横线，接着向下画了一道弧线，最后又向右拉出一道直线，在线的末端，使劲戳了戳笔，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死死盯着我。我立刻明白了，他想回家！他画出来的，是从医院到家的路线！那条弧线就是环路，父亲的头脑是那样的清醒，连下环路后的方向都画得十分准确！

　　但他怎么能离开医院！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我只能安慰父亲，说明天再来看他。他的脸涨得通红，眉毛竖起来，眼睛周围的血管也鼓胀出来，使劲点了点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父亲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留校后从事外国留学生工作。小时在农村，我印象最深的，是昏暗小屋里的土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父亲寄回来的照片。父亲西装革履，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肤色黧黑，也有一些亚洲人的面孔。后来，父亲下放到江西插水稻，一年才回家一次。一年秋天，我正在胡同里玩耍，忽然看到胡同口走来一个人，瘦高个儿，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用青高粱秆拴着一个帆布包，搭在肩上，一晃一晃地走来，我跑回院子大喊：“来‘且’（亲戚）啦！”

　　十来岁时，我的一颗牙坏掉，疼得厉害。那时，父亲已经调回保定，便把我带到他工作的那所高校。记得是冬天，到处是脚面深的积雪，父亲和我踩着积雪去医院。拔完牙，咬上棉球往回走，一跳一跳的疼痛，伴随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

　　学校里有很多高大的杨树，一些四五层的破旧小楼，还有几排红砖平房。我牙床有点肿，吃不下饭，父亲找了一张副食券，买来一斤蛋糕，每天从食堂打棒子面粥。我把蛋糕在粥里泡一下，放到嘴里。那种美味，直到现在还鲜活地留存在记忆里。

　　1978年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县中恢复招生，村里只考上了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县中的房子是新整修的，潮得很，伙食也差，天天吃煮白菜、煮土豆片和窝头。父亲到县中看了我一次，决定把我带到保定读书。

　　我和父亲挤在单身楼的宿舍里，到建新街土产门市部，买了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在楼道里做饭。有时，借一辆平板车，走出很远，到三丰路去买蜂窝煤，拉回来，一块块搬上楼，在门口码好。

　　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供应。父亲一个月回老家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回两百多里，带回一袋白面做我的口粮。有时他抄近路，不走南边的高阳，走北边的安新同口镇。一次，冬天大雾，到了同口附近，天已黑透，父亲辨不清方向，更不敢走冰面，便找了一户人家，送上一包糕点，借宿了一晚。

　　父亲是学文的，不想再让我学文科。我的语文老师则认为我非学文不可，便骑车家访。父亲从食堂打了两个好菜，我在楼道里烙了发面饼，老师吃了很多，说我手艺很好。我觉得自己有做饭的天分，如果学厨师，一定会挣很多钱。

　　语文老师让我参加过几次作文比赛，获了几次奖。父亲便带我到古莲花池，去见孙犁的弟子韩映山。韩映山住在莲池东南边的两间青砖平房里。

　　考上大学后，父亲和一位同事送我去学校，到了校门口，他把行李扔下就走了。他是想让我自己处理问题。平时我很少回去，他有时来看我，在校园里走一走。

　　1983年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父亲被单位的老领导力挺，跨上了一个关键的台阶。到现在我都觉得，父亲的提拔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父亲有自己的执念，而且不容易更改。我们都能看明白的事，他却一再坚持。退休后，他很少说什么，偶尔流露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也都被我们消解了。平时，除了给我看孩子，就是在楼前的一小片空地上种花。经常用一只大水桶，从楼上拎水下来。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把他接到北京治病，他再没能回到这个院子。他去世后的那年夏天，我们回到院子里看了看，他种的那片花，挤挤插插，傲然挺立，花朵簇拥着，鲜红似火。我十分诧异，为什么人走了，花儿却迸发了勃勃生机？我在那片花前伫立了很久。

　　第二年再来时，一切都没有了，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水泥地。

　　有时家里人做饭问我吃什么，我会突然说：“蛋糕！棒子面粥！”看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眼神，我知道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