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

　　——范长江《我的自述》

　　从《大公报》记者到革命者

　　1935年，二十五岁的范长江，在斗室中久久徘徊。一年多来，他接触到来自中央苏区的进步读物，也在国统区处处听到“剿匪”的宣传。孰是孰非？真相如何？他下定决心：前往天津《大公报》社，寻找答案。

　　在天津《大公报》社旧址，范长江长孙范博在接受采访时说：“九十一年前，我爷爷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他的西行之旅，走入《大公报》之前他是个有理想的青年，出来之后，他就是一名探寻真理的记者，而我很想知道的是，他是如何带着一身孤勇，走上这样一段义无反顾的旅程。”

　　1935年5月，范长江争取到《大公报》特别通讯员的身份，从天津出发，一路西行。十月光阴，六千里长路，他突破白色恐怖、军事围剿；踏入天险绝境，踽踽独行，追寻着红军足迹，也走近了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在天津图书馆，在数十万册近代新闻刊物中，范博寻找着祖父当年留下的文字。

　　1935年9月13日的《大公报》上刊出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经过四个月的探寻，范长江落笔成文，标题里仍有“剿匪”二字，可在文章中，他十二次写下“红军”。“红军”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国统区公开刊物上。

　　范博说：“能够看出爷爷当时是比较谨慎的。他可能还没有非常深刻地了解红军的主张到底是什么，但实际上内心的想法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匪”与“红军”，一念之间，背后是一个青年记者在时代夹缝中的判断与抉择。范长江翻雪山，跨戈壁，伪装成商人、书生、郎中、脚夫。一路上，他对红军的认识，也从最初的好奇、疑惑，逐渐转为理解和钦佩。他在文章中写道：

　　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取消民众的负担，增加民众的所有。

　　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

　　他们始终不畏缩，能团结十万人成钢铁般的力量，如果说这是“土匪”，那中国竟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土匪”，应当是中国的光荣！

　　范博说：“那时，爷爷看到了山河破碎，看清了老百姓所期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主张的这条革命道路，就是中国的出路。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追寻真相的记者，真正地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用文字的力量，写出了真理，写出了信仰。”

　　清凉山上灯火不熄

　　信天游的调子漫过黄土坡。范长江在西北大地上追寻到的真理，凝结为《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他让无数爱国青年看到，在山河破碎的中国，还有一片充满生机与理想的土地。

　　“到延安去”，成为许多青年共同的选择。1937年至1945年间，四万多名进步青年冲破封锁，来到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

　　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笔和信念一同带进了延河畔的清凉山。在彻夜长明的油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新闻事业，开始扎根、生长。

　　一台斑驳老旧的对开铅印机，静静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它身上的每一道磨痕、每一个零件，都连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来路。

　　抗战时期，为躲过敌人封锁，它被精密拆解，分装进三口棺材，穿越千里封锁，从上海秘密运抵延安。来到清凉山后，它成为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印刷重器。

　　而这台来之不易的机器，也见证了1942年春日一场影响深远的新闻工作改革。

　　孙春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师，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怀揣着向往，来到延安，扎根教研一线。十三年前，他开始教授《延安新闻事业史》，也走进了八十多年前的这场新闻工作变革。

　　孙春鹏在接受采访时说：“《解放日报》办报的理念从版面的设置上来讲，参照了当时苏联的《真理报》等一些报纸的做法，‘一国际 二国内 三边区 四地方’，很多头版的消息都是国际消息。1942年2月份的时候，党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按照这个版面的安排，只能排在第四版……这样的安排，没有能够突出反映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党的重要政策，也没有做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报纸办给谁看？文章写给谁读？新闻工作到底为了谁？

　　1942年3月31日，一场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召开了，七十多位与会人士各抒己见，最终明确：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党报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这一晚，清凉山上灯火不熄。编辑打磨文稿，工人铸字排版。那台历经千里突围而来的铅印机，再一次全速轰鸣。

　　晨曦破晓，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如期面世。

　　这一天的社论《致读者》，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文中还写道：

　　报纸的任务，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这里的“他们”，正是人民群众。

　　孙春鹏说：“报纸突出的位置，就是要刊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和报道，强调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如实地反映群众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愿，大量地报道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这样就彻底改变了闭门造车编写稿件的做法。应该说这是我们党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希望我的笔是一支桨”

　　一纸革新，春风遍野。

　　一个月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议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鲁艺师生走向田间地头，走向村庄院落。《兄妹开荒》的秧歌声里，唱出边区群众的生活；《白毛女》的悲欢，也在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中“生长”出来。

　　1944年，一位同样渴望用文字服务人民的青年，受到延安文艺热潮的影响，从晋察冀根据地来到延河畔，他就是孙犁。在鲁艺求学期间，他扎根生活，观察民情。1945年5月15日，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不足五千字的篇幅，没有硝烟弥漫，却在朴实生动的文字里，以白洋淀水乡为底色，写下了抗战时期民众的觉醒与担当。

　　《孙犁传》的作者苑英科在接受采访时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走出了书斋，到群众当中去，把火热的抗日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孙犁他描写的是什么呢，是敌后人民群众的抗日生活。他说，心地光明就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情，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而不是入你作家个人的理。这种文字力量，特别能够鼓舞群众，是联结党和人民群众不可替代的重要纽带。”

　　孙犁曾写道：

　　希望我的笔是一支桨，摇动在民族解放的河流上。

　　这支桨，始终朝着人民的方向。

　　1948年冬，解放天津的炮火即将打响，遵照组织安排，孙犁奔赴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从延安的“小鲁艺”走向人民的“大鲁艺”，他将长期的实践与积累，扎根群众、服务人民的初心，带到津沽大地。

　　微观镜头下，一枚铜模，刻下了一个城市的名字—“津”。它曾起落万次，见证旧时代的纸页纷飞，也为新时代落下第一笔铿锵。1949年1月17日，第一张《天津日报》迎着晨光问世，见证这座城市的蓬勃新生。

　　时代奔涌，笔墨常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潮涌动，时代变革，呼唤新闻宣传再次突破。此时，一个改善百姓生活的细节，让时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石坚，产生了新思考。

　　天津日报社原总编辑邱允盛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老百姓吃鱼也要凭票供应，更别说能吃上新鲜的活鱼了。因此市政府在那个郊区建了几个水产养殖基地，在市区也建立了活鱼供应点，居民们兴高采烈，这个事情在编辑部反应也挺强烈的，还提出了新闻报道也要抓活鱼，记者应该都深入到基层去，到一线去，‘抓’一些新人新事。”

　　在石坚的带领下，邱允盛和同事们深入城乡基层，捕捉改革故事、民生百态，聚焦个体户创业、企业改革等鲜活题材。1979年，一篇仅有四百字的报道《光棍堂飞进四只金凤凰》应运而生，讲述了蓟县一家四个未婚青年，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脱贫成家的故事，小文章大背景，字里行间流动着改革的力量。

　　邱允盛回忆说：“这篇稿件报道以后，成了读者中的一个美谈，在当年中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得一等奖。新闻就应该抓住生活中有代表性、生动活泼的事实，让人感觉有新意，让人感到有启发，能给人以力量。”

　　范博的寻访，终于找到了答案。

　　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今天，“长江”二字，成为中国新闻业至高荣誉。

　　支撑这份荣誉的，是新闻工作者最朴素也最坚定的选择——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使命如炬，理想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