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晚年爱读古书，针对现实，不做直白发言，常引用古训，滋味别具。引用和引申，并非长篇累牍，而是言简意赅，点到为止，旁敲侧击，留白甚多，以古为镜，多象外之意。这样的书写，是那些借古喻今极愿意掉书袋而一发不可收者所不逮的。

　　试举几例。

　　一

　　在《我的位置和价值》一文中，谈自己，其实更是谈所有文人的位置和价值。文人好名，商人重利，自古而然。孙犁先生不说这些，直接引西汉末年刘盆子的古训：“旁人发现他是皇帝。盆子执意放牛，不做皇帝。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的，千古一人而已。” 

　　放牛郎和做皇帝，位置悬殊，却乐趣不同；价值和价格，更不是一回事；这只是我读后多余的感喟。孙犁先生不扯这些，接着这样笔锋一转，怦然旁涉现实：“至于写几首诗，发表几篇小说，便吹牛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其不自量，无自知之明，是非碰壁不可的。”最后，孙犁先生总结：“价值与位置，是辩证的统一，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通俗言之，即金钱与时运。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

　　二

　　说到现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孙犁先生是有些悲观的。1990年，他专门写过一篇《谈理解》的文章，举了春秋时期王僚的例子。王僚是吴国的国王，被其堂兄弟刺杀，如今的京剧《刺王僚》还在演，演的就是这个故事。孙犁先生举的这个例子，不说全剧，只干净利落地点出一句唱词：“旧剧《刺王僚》有唱词曰：虽然是兄弟们情意有，各人心机各人谋。每听到时，心里总是感慨万分的，惊心动魄的。”

　　为什么会感慨万分，惊心动魄？孙犁先生说：“古人云：隔行如隔山。俗话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都是经验之谈，不可不信。虽是同行，也不是那么容易相互理解的；即使是亲人，理解也不会是那么全面的。”

　　从同行，说到亲人，对理解的悲观，可谓痛彻心扉。这样的话，是沧桑跌宕经历过后的感喟，对于高喊“理解万岁”的人，听起来是刺耳的。

　　三

　　对于文人的言与行，孙犁先生读《旧唐书》时，专门引魏征为古训。魏征面对皇上的诤谏，“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魏征之所以能做到，皆在于其言行吻合当时的时势，而这样的时势，决定了言者和听者的相互态度；而言者的言，首先在于听者的行。这个关系，是不能错位的。

　　孙犁先生举出《旧唐书》中《魏征传》里的话：“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后，写道：这“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日多矣。”

　　最后，孙犁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魏征引用《文中子》的话：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文章便戛然而止。这里引用魏征的言与信、令和行的话，便是文人言行受制于时势的古训。信在言前，诚在令外，这里的信和诚、前与外，实际上并不仅指个人，而是时势。孙犁先生这样留白的文字，是饱经世事沧桑之后的痛彻之言。

　　四

　　论及史学道德，孙犁先生说：“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条就是忘我。”

　　论及史才表现，孙犁先生说：“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看，在这两方面，首要的，都是真实。

　　孙犁先生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的话“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后，说：“事核就是真实，词省，文微，就是简练。”简练之外，强调的还是真实。

　　由此，孙犁先生由史学论及文学。他特别说：“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难以写好，难在能否写得真实。

　　孙犁先生又引沈约《宋书·自序》中的一段话：“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强调的依然是真实。孙犁先生接着又引刘知己的话说：“‘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反复强调的，是“拘于实”，即如今我们很多纪实应时的文学作品。所谓“拘于实”，实际是和真正的真实相悖的，常是和“进由时旨”粘连的。

　　可惜，这样的话，没有人在意听。如今，“拘于时”“进由时旨”的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大行其势，并不在于写好写不好，而在于作者“进由时旨，退傍世情”。

　　五

　　读书，一直是热门话题。

　　论及读书经验，孙犁先生现身说法：“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论及读书有用无用，孙犁先生则举了汉高祖的例子为古训：“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主张读书无用论。他侮辱书生，在他们的帽子上撒尿。这是做给那些乌合之众、文盲战士看的，讨得他们的欢心，帮他打天下。等到做了皇帝，又说‘过去为非’，自己也读书也做文章了。这也是为了讨好那些儒生，帮他安定天下，才这样做的。”孙犁先生总结道：“读书一直被看做一种功利手段。”

　　如今，虽有读书节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读书被宣传得热热闹闹，可那种功利化的读书风气，似乎依然盛行。愿意在寒窗前，坐冷板凳去读书，是一种愿景。

　　六

　　如今，作家一词，和专家一起，几近贬值，贬义甚浓，意含讥讽。早在1974年，面对当时的文坛，孙犁先生就已经生出过类似的感慨。他由此引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一书里的话：“画学衰微，至今日而极矣，以狂怪狞恶为有气魄，以涂脂抹粉为美观。市井喜之，上海派提倡之，日本之浅识者附和之。动开画会，自标声价，耳食者震之，辄为所惑。于是后生小子，羡其易致富裕而博浮名也，竟趋而师事之。习俗如斯……就易舍难，急于自表，而画道遂不可问矣。”

　　说的是画道，针对的则是文坛。动开会议，自标声价，易致富，博浮名，竟趋师之……竟也百年不衰。难怪孙犁先生慨叹：“今日报刊之热题：文学为何走入低谷？作家为何不值一文？阅读这段60年前的精彩文词，细而思之，所有困惑，不是都迎刃而解，拨开云雾，得见一片蓝天了吗？”

　　可能和多年前孙犁先生所说的情状，略有不同的是，如今，文学为何走入低谷？作家为何不值一文？这样的热题，多存于网上的众声喧哗，报刊上难见了。报刊上多见的是，文学正在迭起的高潮之中，作家在现（县）场走基层的热情之中。自然，对于文坛上这样种种衰微现象的指陈和批判，会被认为是唱衰文学和文坛。一唱衰，一衰微，虽都含有一个“衰”字，含义却不同，便各说各的，各写各的，各信各的。

　　七

　　孙犁先生的《耕堂读书随笔》中，有一则读《高长虹传略》。高长虹这个名字，我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知道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一度出名。没有想到，他后来竟然也去了延安，不过已是老人，孙犁先生在延安，还曾见过他踽踽独行的身影。

　　孙犁先生看到传略中高长虹批判军阀的话：他们互相冲撞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所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和长期的灭亡。

　　在这段话后面，孙犁先生有一段短短的议论：“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这段话意有所指，但我不知道孙犁先生由高长虹的话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指的是什么人。大概，孙犁先生心里有数却不好明说吧？不过，既然已经指出，那么，那些“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必是存在过的。这些“英雄豪杰”，居然类比军阀，互相冲撞，冲锋陷阵，梦想占据……这样批评的意味，尽管并非明指，也足够强烈了。这便是孙犁先生文章中埋着的骨头。

　　这是孙犁先生1990年写的文章。30多年过去了，至今尚未有人指出孙犁先生这里说的“英雄豪杰”，是何许人也。是确有其人，还是泛指一种现象？对我这样的读者，倒也并不想深究其真相，文坛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我关心的是，这样的“英雄豪杰”，如今，在文艺界是不是还在叱咤风云？

　　八

　　1987年，孙犁先生写过一篇《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他说：“四库子部农家类，著录无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备。”如此收藏丰富，在作家中，恐怕绝无仅有。

　　之所以收藏这么多农书，晚年的孙犁先生夫子自道，说得很坦白：“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他写后魏的《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农桑辑要》、明代的《农政全书》、清代的《蚕桑萃编》以及《司牧安骥集》《群芳谱》等多种农书。能够真正阅览这些名目繁多的农书的作家，大概也不多。

　　孙犁读这些农书写下的笔记，都非常短，很少做内容介绍或点评，只写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一点一滴。读《齐民要术》，他只写此书“农事多神话，所述非帝王之形象，乃农民之形象”。读《农书》，他只写“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蚕桑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两者都写到农民，一是农民形象，对贾思勰多有赞许；一写农民生活，是自己读后的感慨，是对农民的关心。可以看出，所发议论，都出自作家之思之眼光，从稼穑农事中，看到农民的生活，乡村的历史。

　　在这些农书中，他读出对农民的感情，这是非常难得的、少见的。这种感情，不是到新农村走马观花的一时兴起，而是渗透其骨髓中的。他甚至对“古代农书，多有占验祝祷”之处，也怀有对农民的感情，而非一味地批评。他说：“其中自有迷信，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实际经验，且证明古代农民朴实，每做一事，皆认真虔诚，整洁以处。”

　　对这些农书，他有清醒的认知和评判，他说：“历代农书，所记农事，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所介绍的农具，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农民不要看。古代典训，农民看不懂。所以官刻农书，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时，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说的真实明白无误，却一针见血。

　　对这样农书著书人的思想，他也给予了批评，并分析其原因：“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说得很客观、真切。

　　他对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和清代官修的《广群芳谱》的评价，也很有意思。他说：“《群芳谱》为明末未刊清修本，《广群芳谱》则为殿板之石印者。《四库提要》极为推崇御定之书，以贬低王氏原作，这不公平，王书自有其特色，非官书所能代替。”态度明确，眼光老辣。

　　在众多农书中，他独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评价甚高：“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均为我国的文化遗产。” 

　　如此认真读了这么多的农书，并对勤苦农民和稼穑农事，怀有这样深切感情的作家，如今少见了。读孙犁先生这样的文字，让我想起晚年的放翁，孙犁先生与放翁“人间只有躬耕是”“百世不忘耕稼业”的感情和心情，颇有相似之处。明白这一点，便也明白了孙犁先生自谓“耕堂”其心其意。

　　马上到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日子了。一晃，孙犁先生竟然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认真读他的作品。谨以此文怀念孙犁先生。

　　2026年6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