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孙犁作品的学者，现在开始收集孙犁散失的文稿了。河北省社科院编的《晋察冀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中曾经披露，搜集整理晋察冀文艺运动史料的专家，偶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资料室找到了冀中区出刊的三期《红星》杂志，在创刊号上发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在第二期还有他已经忘记了的《战斗文艺的形式论》。当把这两篇珍贵的文献复印件送给孙犁时，他高兴得笑了起来，捧着复印件爱不释手，并一再说：“这太好了，太好了！”这份失而复得的欣喜，就像重新找见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孙犁先生怎么能不激动呢？

　　非唯如此，又过了不久，1990年5月27日，同从晋察冀出来的老人曹国辉，在北京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孙犁早年的专著《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孙犁更是异常激动。就目前所知，此书存世仅有三本。时年78岁的孙犁，情不自禁地冒着酷暑先后写了《一本小书的发现》《〈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校读后记》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以表达这种喜悦的心情。

　　孙犁去世以后，有人陆续在《大公报》上发现了他写的《古都旧书摊巡礼》等文章，我也在《晋察冀日报》《抗敌三日刊》等上面发现了他写的多篇文章，以及数量可观的书信，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他的文学实践。特别是早期的作品，虽经历了漫长的时光，仍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现在读起来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说明它们都是历史和艺术的佼佼者，具有一般作家不可能达到的令人称羡的艺术水平。

　　古人主张编文集时汰除少作，因怕那些作品不登大雅之堂，会贻笑大方损害作者形象。但孙犁却不是这样，他早期的作品也许看起来有些单纯，但是，在炮火连天里，孙犁一边打游击和敌人周旋，一边用手中的笔作武器，忠实地记录着自己与时代、与人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感情与意志，并且在以后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一直用笔矢志不移地实践着自己的这种感情和意志，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

　　那些找到的作品是珍贵的，而很多找不到的文稿，让人一想起便感到莫大的遗憾，准确地说是伤感。

　　孙犁散失的文稿，有些是寄给了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好或战友，让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例如由田间寄到大后方的一些文稿，没有发表的，很多就丢失了；即使是发表的，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因为报刊未保存下来而散失的，也不在少数。

　　还有些文稿，战友们虽然保存得较好，后来都还给了孙犁，但因某种原因又佚失了，他早期的单行本《语言简编》就是这样的情况。再例如，康濯替孙犁保存了不少文稿，包括冀中油印本《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那段特殊时期结束后都整整齐齐地交给了孙犁，后来却又毁失了。孙犁自己也说，这实在是很可惜。

　　另有一些文稿却纯粹因为当年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而灭失。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刊登出来，而另一篇刚打出清样，挂在报社走廊上任人批判，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相对来说，孙犁在战争中散失的文稿最多。在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里，特别是每年的秋冬季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总要遭受敌人巨大规模的残酷“扫荡”。这时节，为了应付各种情况，反击敌人的“扫荡”，晋察冀边区各级机关团体干部就高度分散，深入区村直接协助推进各项战时工作。

　　1943年秋天，敌人又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进行“大扫荡”，正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的孙犁，又在山里打起了游击，这正是边区最为困难的时候，反“扫荡”整整进行了三个月，边区军民才打垮了进攻的日本侵略者。

　　刚刚回到机关的孙犁，听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他的一些文稿散失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3年5月，晋察冀边区为贯彻延安文艺整风精神，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实际工作，田间、邵子南、林采、方冰、丁克辛、邓康、曼晴等都已下乡，孙犁还在6月28日写了《和下乡同志们的通信》，与这些下乡的战友互通信息，发表在边区刊物《文化界》上。9月中旬开始，日寇就对边区的北岳区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的“大扫荡”——这次“大扫荡”确实是空前残酷的，晋察冀军民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著名的地雷爆炸英雄李勇，正是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典型。在反“扫荡”中，北岳区军民毙伤俘日伪军1.1万多人，但也使晋察冀的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八路军伤亡2427人，仅边区抗战剧社就牺牲了9人。

　　孙犁的战友、作家丁克辛（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到易县下乡，坚壁起来的不少稿子就在这次“扫荡”里散失了，其中包括丁克辛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和十来万字短篇、约30万字的日记等。另外，散失的还有田间的大部分诗稿、邵子南的部分诗和散文稿，还有就是孙犁的文稿。

　　如今无从知晓其中有多少孙犁的稿子，以那时孙犁的身体状况而言，应当不是少数；现在可以看到，那一阶段孙犁的作品似乎不多，很多时间段没有作品，现在推测，其实他写了不少，是散失了。这是迄今为止，除孙犁亲手烧掉自己写的200余封信外，所知道的文稿散失最严重的一次。

　　这批散失文稿的坚壁方案，在当时被认为是再好不过的。那是在河北省阜平县山区牛栏村的一个老乡家里，人们在房角挖3个很深的土坑，把文稿严密包装好，放在瓮里，然后又把瓮深埋在土坑内，地面伪装得毫无痕迹，敲打地面也没有异声。埋藏时只有房东老汉一人知道。日本侵略者进村后，抓住了老汉，逼迫他交出埋藏的文稿，老人坚决不说，敌人就开始毒打老汉，一边打一边威逼他交代文稿的下落。可亲可敬的老人，至死也没有吐露文稿的半点消息——仅此一点，就能说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愿这位普通却无比崇高的老人安息。

　　老人被残害后，惨无人性的敌人把他的尸体抛到院子里，仍然不放过这间屋子。这群“野兽”用了大半天时间，在室内掘地三尺，终于挖出了这批文稿，并带走了它们。

　　时间过了整整83年，当事人都已作古。这批被敌人劫走的文稿，从此没有了下落；随着时间的不停流逝，找到它们将越来越难。情伤心房，意害肝肠：这批文稿被敌人劫走，多么令人难过。如果世界有奇迹，我想问一问，它们是否还留在世间？

　　2026年6月4日0：30改讫，在北京安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