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作为京师门户以及经济重镇的地位愈发凸显。康熙年间，天津完成从军事要塞到运河商业重镇的转型，康熙四年（1665）运河钞关自河西务迁津；康熙七年（1668）长芦巡盐御史署移驻天津城关；康熙十六年（1677）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迁津，青州分司改天津分司。漕运、盐业的空前发达，让天津商业日渐繁荣，也引得康熙帝成为清代首位频繁到访天津的帝王。

　　关于康熙巡津次数，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乾隆《天津县志》记为五次，即康熙八年、二十四年、三十三年、三十七年、四十四年；嘉庆《长芦盐法志》亦载五次，为康熙二十四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九年、四十四年。而《清实录》更详记其巡津驻跸地，涵盖杨村、西沽、大沽、土城、三岔口、白庙、杨柳青等地。

　　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皇帝首临天津，驻跸稍直口，由西门入城、北门出城，召见天津道毛寿登，详察地方民情，次日还渡河观渔。总兵田进学在《重修天津阅武厅碑记》中记此事。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皇帝再临天津，专程到访王之俊宅邸。王之俊为天津人，先为明御马太监，后任清乾清宫五厂总督，世称“东王公”，康熙曾两度临幸其家，并御赐“卧松云”匾额。

　　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皇帝驾临天津，御舟泊大沽，阅视海口，钦命在此建海神庙。建庙缘起于辽东盛京、锦州一带粮荒，彼时陆路运粮翻山越岭，耗时良久，改由大沽口海运仓粟，仅三日便抵盛京，康熙认为海神显灵，遂发帑重建海神庙并列入国家祀典，《清实录》载其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再谕 “立海神庙”。雍正、乾隆两朝亦屡赐宸翰，道光年间重修观音阁、复建阁灯，海神庙成为大沽地区最宏伟的庙宇。

　　康熙三十七年（1698），皇帝巡津时命总兵潘育龙于演武场阅兵，对官兵多有赏赐；康熙三十九年（1700）更亲阅子牙河，关注河防漕运。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自杨柳青驿乘御舟南巡，途经天津。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衡迎帝于西淀，蒙御赐普陀寺更名海光寺，康熙还亲书山门、寺门、大殿匾额，并赐大殿楹联，为津门添一胜迹。

　　康熙巡津期间，留下诸多文史遗存。他撰《几暇格物编》考辨九河故道，作《大沽口海神庙碑》记述漕运与海防始末，还赋诗作歌，其中五言《天津》一诗尽显津门盛景：“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潮声连海壮，树色入京多。鼓楫鱼龙伏，停帆鹳鹤过。津门秋望远，明月涌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