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与时代密不可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为北大、清华、南开等众多名校没有随学校南下的教授、学生，纷纷来到天津工商学院，成就这一时期的工商学院办学辉煌！今天，津沽文化名人、《话说天津卫》节目听友高景云先生继续为我们回忆深刻影响他一生的母校。

　　皇哉工商 析津之阳

　　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后，北京和天津的大学，清华、北大、南开联合起来，到云南成立西南联大，这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一搬家，形成一个新的局面。嘛局面？这些有名大学一撤，很多师生都跟着走了，但是，还有一些教授因为家庭问题，如需照顾老娘老爹的、孩子问题等，一时走不了。不能跟着去西南，怎么办？他们纷纷来到天津，感觉教会大学受干扰比较少，就都进入工商学校了。这一下子，好么！真是就像校歌里唱的“南金北骏，荟萃一堂”。一下子把工商的“点儿”给抬起来了。

　　还有，学生也来了。北京那些学校都解散了，学生们不乐意跟日本人上大学，选择跟随老师上天津来，都进入了工商。所以，那时的工商办学进入“黄金期”。

　　这时候的刘迺仁，从中学调到大学当院长。你看，这都是新气象，我都赶上了。

　　这样的话，工商出现一个繁荣景象——试着扩大学校。就租了一个院子，哪个院子？在香港路和睦南道交口，所谓的“孙殿英的宅子”，其实不是孙殿英的宅子，误传。甭管谁的宅子吧，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多好的大楼，作为文学院的一个女院。试一试，摸一摸自己的能力，就这么样尝试着进行。

　　刘迺仁作为院长能量也是够大的。他拉来好几位校董，包括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还有龚仙舟。

　　徐世章，在新华路那边住。龚仙舟是天津一个有名人物，不过现在几乎被淡忘了。为嘛请他为董事？因为这个人物在清朝的末年，一直到民国，在政坛上都是一位风云人物。

　　他的名字叫“心湛”——龚心湛，但是他的字“仙舟”很出名的。1871年出生，由于家学渊源，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他打算从科考入仕途。他是哪儿的人呢？是安徽合肥人，跟李鸿章老乡。在老家一考，行！考得挺好。到了清朝晚期鸦片战争以后，朝庭要跟英国沟通，所以满清派当时一个三品的京官，叫薛福成，去当驻英国的大使，当时就叫“钦差大臣”，带的随员有谁？龚仙舟。为嘛带他？因为龚仙舟后来到南京的同文馆上学，同文馆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新式的学校，学外语、物理、化学等课程，龚仙舟学得很好。学成以后，薛福成就带他去英国当随员。在英国干了几年以后，清朝政府调薛福成回国，而继任大使、钦差大臣就是龚仙舟的叔叔龚照瑗。龚仙舟跟他叔叔出使欧洲，在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各国转悠八年。经过考察，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深有感受，特别是对于教育，吸收了很多的东西。

　　回国以后，龚仙舟当了不少年的官。一开始当广州知府，后来清朝覆灭，进入民国以后，他也官运亨通，当过财政总长，还有交通方面负责人，最后还代理过国务总理，所以地位不低。后来被请来担任学校董事。总之，这些人都是有实力的，为什么让他们当校董。拿钱！给他们荣誉，让他们高兴，拿钱维系。

　　工商的经费除了校董资助以外，还有一份来源，就是教会方面每年给拨钱，再有的收入，就是学生的学费。所以，成立崇德堂，就是为了给工商学校铺底儿。当时的天津市面积不大，耶稣会连地带房子的面积，占了天津市的很大一部分。盖房往外租，有收入。不光盖平房，也盖大楼，什么光明大楼座、公信大楼……另外还买来很多大楼，资金很雄厚。买来经营，租出去。平房、楼房、大楼座，有卖就买。耶稣会有一个账房，管理经济，维持运转。即便在日军占领天津时期，也照常运转，没受到太大的打击。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

　　院长也高兴，中学完善了，房子也盖齐了，老师也都聘请齐了，校歌也写好了，在民园开运动会！我们中学生去，不是都去，挑挑拣拣，因为人数有限。比如你们工商去一百人，从学生里择出来的。我运气不错，总有幸参加。

　　上民园参加运动会，我们有集体操表演。走这一道，穿着苹果绿色的上衣，戴着小绿绸帽，绿帽檐，上面有“工商”俩字，绿上衣、白裤子、球鞋，排队走，精神抖擞。一边走，管弦乐队开路，工商的管弦乐队够全的：圆号、三音号、萨克斯风……都有！还有大鼓，打点用的，咚咚的，在胸口下面挎着。

　　我们在后面走，打着旗儿，唱《校歌》：“皇哉工商，析津之阳……”，“嘀嘀嗒嘀嗒……”前面吹号伴奏，我们就唱，这种精神面貌，一进场就全场鼓掌。刘迺仁院长在主席台上坐着，戴个墨镜，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多露脸呀！这，我都赶上了。

　　变身津沽 直至拆分

　　工商学院，一直想办成大学，怎么办呢？到1948年了，春天，院长刘迺仁坐飞机去南京了，找当时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谈成立大学的事儿，把学院改为大学。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你们不行，起码得三院、六系。后来决定成立文学院。

　　因为以前有一个文学院女院的试点了，心里有点根。结果，成立文学院三个系——中文系、西语系，西语系两个语种，英语和法语，还有一个就是史地系。这三个系够了，聘请文学院的院长——李世麟老师，他是工商附中的中学老师，英语好，让他当文学院长。

　　三个院了，地方不够了，怎么办？在大理道把孟督军那个院给租过来了，就在林崧大夫院旁边的大楼座。文学院开庆祝会，我们还去了。庆祝会上我们唱歌，这我还都记得。

　　这样的话，就成立了“津沽大学”。因为你不能叫工商文大学，那怎么叫？所以，校名只能改，得到教育部申请备案去。

　　因为在天津，叫“天津大学”不行，“北洋大学”都有了，其他都不好叫，叫“津沽”吧，那么地叫“津沽大学”。1948年开始成立津沽大学。中学得跟它匹配呀，叫“津沽附中”。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了，没有私立大学、私立中学，教育都变成公立。这样就把津沽大学拆开了，工学院进入天津大学，还有其他学校，像北洋大学……其他的各系，史地系、商学院，归南开大学，那不是综合性大学嘛。这样的话，津沽大学这学校就不存在了。

　　中学怎么办呢？一点点跟着大学改名字。津沽大学改叫“河北大学”了，中学就叫“河北大学附中”；这个地点又改叫“师范学院”了，中学就叫“师范学院附中”。最后，干脆搬家吧，就从马场道搬到平山道去了，名也改了，最后改为“实验”，一直到现在。

　　这就是从1920年代初到1952年这三十年，工商学院的一个沿革。我说的不见得全，也不见得对，也许有错误，大家再给指正。

　　（未完待续）

　　稿源提供：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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