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6年春，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十二位志愿军烈士的棺椁覆盖着国旗，被轻轻安放在阔别七十多年的祖国大地上。自2014年以来，已有1023位英灵回到故土。他们曾在异国的山岭、炮火中，守住每一寸阵地，也守住一个国家刚刚站起来的尊严。

　　从沈阳一路向东南，鸭绿江静静流过丹东。江的那一边，曾是炮火连天的战场；江的两岸，今天已是灯火安宁。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展区里，有一把工兵铁锤，锤头已经裂成四瓣，只能用铁丝死死捆住。它曾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和这些铁镐、十字镐挖出一道250公里、被称为“地下长城”的生命防线。

　　用工兵铲挖坑道成为一种战法，要从山西的一片开阔地说起。

　　1947年1月25日，汾孝战役中街村战斗打响。司令员陈赓指挥部队，将阎锡山部4个团包围在这里。在平地村落攻坚中，无遮无拦的开阔地最为危险。沉痛的教训，来自一座没有被提前侦察到的暗堡。从中街村战斗以后，部队每一个战士的背包上，就多了一把工兵铲。

　　1952年春天，陈赓来到抗美援朝战场，把解放战争中的近迫作业经验推广为建筑坑道工事。

　　炮火猛攻着上甘岭，阵地几乎成为焦土。但在地下，坑道保护着有生力量，支撑着志愿军战士们一次次地反击，夺回阵地。

　　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一个新的战略举措，已经在中南海酝酿。朝鲜战场的经验让新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支军队仅有勇敢还不够，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现代国防科技力量。1952年，一纸调令将陈赓从战场召回，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著名军校，其主体和各系经过拆分重组，已演变成多所知名高校），建立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五个系。建校之初，最缺的是人才。陈赓把最好的房子留给教授和专家。

　　（二）

　　陈赓大将之女陈知进：

　　我父亲就跟他们讲，我是端盘子为你们服务的，给教职员工、给学生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把国防科技搞上去。父亲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自己活着，他已经觉得是侥幸。他自己说，特别想回老区看看，但是想回去又不敢回去，说他从那边带出来十万人，都是老区子弟。母亲跟我要儿子，妻子跟我找丈夫。战争年代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知道了军队要强大，国防科技一定要搞好，这是他终身的愿望。

　　陈赓担任院长的八年里，哈军工建立起一批面向国防尖端技术的学科体系，在已有五个系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工程系、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我军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就在这里诞生。

　　当年的电路板，焊点如星，线路如织，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是科研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点装配、焊接、调试出来的。从901、441B到151，见证了中国计算机从电子管、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百万次大型机的早期跨越。

　　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等被列为重点方向，把一批年轻的科学家推向了时代前沿。

　　在陈赓院长支持下，由时任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桂牵头，抽调海军工程系的胡守仁等九名年轻骨干，组成研发小组，靠着借资料、借实验室、借仪器，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胡守仁：

　　当时我们都不懂计算机，包括慈云桂同志在内。确定要干了，就边学边干，在战斗中成长。我们是从最简单的二进制学起。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901”算出了第一个数学题，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胡守仁：

　　当时，陈赓大将，就是我们的院长，他说，你们不但要研制机器，你们还要培养人，赶快办计算机专业。

　　1966年，新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系建立。岁月流转，学校南迁，哈军工的血脉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延续。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石油勘探、气象预报、国防工程，越来越多重大任务和科研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计算。但当时的中国，缺乏算力，处处受制于人。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胡守仁：

　　外国的高档机器不卖，可以出租给你。还要搞一个房间，中国人不能进去，只有他们能进去。而且他们管理这个机器，就能够掌握我们计算什么题目，干什么任务。你看看气人不气人？所以非得自力更生不可。

　　1978年，中国运算速度达亿次的巨型计算机工程启动。任务交到国防科技大学，慈云桂立下军令状：每秒一亿次，一次不少；研制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在银河I型巨型计算机的内部，是一个精密到近乎严苛的世界。4万多条绕接线，12万个绕接点，全机861块插件板，两百多万个焊点。任何一根线接错，任何一个焊点虚焊，都可能让整台机器前功尽弃。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胡守仁：

　　工人自己检查若干遍，班组长再来检查若干遍，队干部（哪怕）是外行，也组织他们来检查。由于层层把关，机器最后稳定可靠。

　　在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创造了两百多万个焊点无一虚焊的奇迹。1983年，银河I型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研制亿次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之一。

　　（三）

　　在天津滨海新区，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库房里，作为银河系列后续发展的天河一号已经退役，一排排机柜静静陈列，它们不再嗡鸣，却曾让中国超级计算第一次轰轰烈烈地站上世界之巅。

　　如果说，银河更多服务于国防军工，天河面对的，是能源勘探、气象海洋、先进制造等更为广阔的国民经济领域的超算需求。国防科技大学和天津携手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发起冲刺。

　　2009年，天河一号实现千万亿次计算能力突破；2010年，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天津完成部署，中国超算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眼前这些CPU、GPU和电路板，藏着天河一号当年最关键的一次突破。1992年，杨灿群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从银河-III到天河系列，他一路亲历。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杨灿群：

　　2005年，我们超算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亿次的样子，但离千万亿次还远着呢。我们当时想，CPU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GPU处理大规模数据能力强。就像火箭一样，主推进器旁边再捆绑几个助推器，一起把性能推上去。这种全新的“CPU+GPU”异构融合架构，算是我们的首创，是未来超算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

　　这一弯道超车，让中国超算实现了从追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此后，天河二号连续六次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百亿亿次原型验证系统，正服务于深海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第一线。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杨灿群：

　　2015年美国禁运加速器芯片，另外一个（卡脖子）问题，就是工业软件（受限）。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激，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加快这两件事情（赶超）步伐，一个超算系统要国产化，一个工业软件要国产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24年，历时近10年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工业仿真软件，在天河团队手中问世，效能相比国际同类软件实现跨越式提升，国产软件正式与国产超算一起走在了时代前沿。今天，天河服务用户已经超过万家，每天都承担着大量科学工程计算任务。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杨灿群：

　　国家需要的，我们就得去干。难也要干，时间长也要干。“胸怀祖国”放在最前面。做这些事情，要甘心坐冷板凳，要有定力，也许未来5年或者10年，太空超算也好，量子计算也好，以及我们超算都会有一些质的飞跃。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集智攻关、甘为人梯，是科学家精神的写照。六十年一路走来，计算机学院再聚首，年轻的国防科大学生演出话剧《星河》。台下，老校友看见的是精神的延续；台上，年轻人回答的是自己的时代命题。一块线路板，一把焊枪，一张泛黄的图纸，记录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交给国家的方式。

　　陈赓大将之女陈知进：

　　我们最后的一张全家福，是我父亲大约58岁的时候（照的）。（那时）他经常心前区痛，自己老揉，背心那块（地方）都磨破了。他自己有时候会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他1922年入党，为了新中国的进一步强大，我军的进一步强大，贡献了他自己一生的力量。

　　从工兵铲到超级计算，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是一条从筚路蓝缕到自立自强的路。一代又一代先辈与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于艰辛中起步，在封锁中突围，最终锻铸起科技强国不可撼动的基石。

　　砺剑兴邦，山河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