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初九，中国人的重阳节。

　　这个节日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里头便记载着，九月里“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要“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那是一个把天看得极重的年代，秋粮归了仓，五谷进了廪，先要祭一祭天帝，谢一谢祖先。到了汉代，《西京杂记》里就有了更具体的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可见那时候，重阳便不只是祭，还添了祈寿的意思。古人视九为阳数之极，九月九日两阳相重，阳气到了顶点便要转阴，寒气将至，所以登高可以养气辟邪。这种敬天畏地的念头，化成一道道仪式，桩桩件件透着郑重。

　　到了魏晋，重阳的习俗愈发丰满。陶渊明在《九日闲居》的序文里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五柳先生是真正爱菊之人，菊花于他，不单是花，还是知己。他在院子里种了满园的菊，九月初九一到，菊花开了，他便守着这一园的秋色，守着这一日的重九之名，饮酒也好，不饮酒也罢，心里都是满满的。

　　至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过节的排场更大了。王维十七岁那年在长安，写了那首尽人皆知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里说的“登高”和“插茱萸”，正是唐人重阳的两桩要紧事。茱萸香味浓烈，能驱虫祛湿，古人把它揣在绛囊里系在臂上，或者干脆折一枝插在头上，为的是辟邪求吉。王维想着家乡的兄弟们此刻正登高望远，头上都插着茱萸，单单少了他一个。这一想，便勾起千里之外的思念，读来叫人心里一颤。

　　唐宋两代的重阳，着实热闹。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录了汴梁城里的光景：“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人们不光登高，还要带了酒食，在山间铺开一场野宴，喝酒吃肉，赏景赋诗。酒家们也不闲着，用菊花缚成洞户（即用菊花装饰门洞），满城都是菊香。赏菊的习俗，据说便起于陶渊明，到了宋代更是从宫中到民间，无人不赏。菊花被称为“延寿客”，茱萸被称为“辟邪翁”，一客一翁，一个求寿，一个辟邪，正好凑成了一对，陪着古人过重阳。明代的时候，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清代亦不逊色，皇帝登御花园的堆秀山，若在圆明园便登香山。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这一日都走出门去，登高的登高，赏菊的赏菊，插茱萸的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的吃重阳糕。满城人仿佛都被一个节日的念头牵了出来，山野间、街巷里，到处是人影，随时有笑声。

　　古人过重阳，郑重而虔诚。他们信天、信地、信阴阳、信节气，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主宰着人生命运的力量。所以他们登高，不单是登高，是调和阴阳、百病不生；佩茱萸，不单是佩茱萸，是驱邪避灾、求一个平安；饮菊花酒，不单是饮菊花酒，是借这“延寿客”的吉利，祈一个长长久久。他们用这些仪式和天地对话，和命运商量，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这份郑重与虔诚，在今天看来，竟有些奢侈了。

　　今日之重阳，还有个名目，叫“老人节”，可过起来却单薄得多。给长辈买两样礼物，陪老人吃一顿饭，就算尽了心。这不能说不好，只是少了那份走出门去的兴致、呼朋引伴的热闹、敬天畏地的虔诚和把节日当日子过的郑重。

　　古人的重阳，是一个全民的节日，是一个从宫里到民间都认真对待的日子；今天的重阳，则更像一个贴在日历上的标签，提醒人们别忘了老人，别忘了尽孝。这当然也是好事。可我总觉得，一个节日若只剩了提醒的功能，那节日本身的气韵，便有些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