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的粮食文化源远流长，可上溯八千余年。青池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斧、石磨盘、陶器等器物，均与粮食生产、加工、储藏直接相关；距今六千年的围坊新石器古遗址，出土陶罐、陶瓮、陶壶等储粮器具，充分印证了蓟州厚重的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秦汉古墓葬大量出土陶仓、陶猪圈模型，证明彼时民众已高度重视粮食存储与转化，这类器具虽形制简陋，却具备基础防潮、防虫功能。

　　唐代，蓟州开凿运粮运河，杜甫诗句“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正是当年漕运粮食的真实写照。辽代，蓟州开挖辽运河，大幅提升粮食水运运力。明清两代，蓟州分设上仓、下仓两大仓储转运枢纽，保障边塞驻军和东陵建设需要。据《蓟县志》等文献记载，明代蓟州每年征缴“备边粮”折银1106两、“马草粮”折银518两，全部经由漕运调运、仓储，供给边防；清代，蓟州每年调拨米粮供给守陵官兵、太监及各级官吏俸米约6700石。

　　民国时期，蓟县（今蓟州区，下同）县城设立专业粮食交易市场，粮号林立；八大集镇遍布粮行商铺。其中邦均镇为京东粮食集散中心，隆昌泰、恒隆泰等商号兼营烧锅酿酒与粮食购销，全镇烧酒作坊达8家。上仓镇地处水陆码头，是区域粮食转运集散重地，兴泰德烧锅依托充足粮源，月产白酒15000斤，成品大多销往北京。

　　民国后期，战乱频仍、水患多发，蓟州百姓深陷生存困境。1942年，日伪强修碉堡、开挖治安壕、铺设警备公路，驻军口粮全部就地征缴，每亩土地摊派军粮款三十余元，民众负担急剧加重。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蓟州群众逐步觉醒，投身革命，自发筹集军粮支援抗日斗争。彼时蓟县人民政府设立财粮科，统筹财政收支与军粮征集、调配工作。1941年秋季，蓟宝三联合县累计征集军粮140万斤。1944年，众多爱国开明士绅主动捐粮支前，有力支撑了盘山抗日根据地建设。

　　1946年、1948年，蓟县两度设立粮食局，专职负责军粮筹措、供给、转运，为平津战役全面胜利提供后勤支持。1949年5月，蓟县县政府、县战争动员委员会遵照上级部署，组织各区调运小麦、面粉，集中运送至通州车站，持续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蓟县粮食系统干部职工攻坚克难、艰苦奋斗，快速抚平战争创伤，搭建起完整粮食储运运营体系。1950年8月，所辖邦均镇设立蓟县粮食支公司；同年9月，县城建成国营粮栈。1952年7月，蓟县粮食支公司与战时设立的蓟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合署办公；10月1日正式合并为蓟县人民政府粮食管理局，内设粮食购销栈、粮食储运栈两大业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