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天津汉沽盐场建场1101周年。天津盐业从这里正式启航，从公元925年芦台场的设立，到如今渤海化工集团旗下的现代化盐业企业，在这片因退海而成的土地上，盐业如同一条隐形的血脉，悄然流淌于城市的肌理之中。

　　本文将以上下两部分，分别从拓荒时期（上古至辽）、开发时期（金至明）、鼎盛时期（清）、变革时期（近代以来）四个时期，系统梳理天津盐业的千年历程，并通过横向对比，清晰展现天津盐业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演变。

　　一、拓荒时期

　　天津地处渤海西岸，地势平坦，日照充足，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加之地下富含卤水资源，是天然的盐仓。

　　早在四千年前，这片土地刚刚从海水中露出，便孕育了制盐的可能性。虽然史书未明确记载天津最早的盐业活动，但从《周礼》“幽州其利鱼盐”“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燕有鱼盐枣粟之饶”的描述可知，先秦时代天津所属的幽燕之地的盐业生产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活动，但盐的生产情况和盐利的产生、分配情况皆不详。而春秋时期，齐国在管仲的主持下施行了食盐官营制度，战国秦国已置盐官、收盐利，甚至由官府直接介入食盐的生产，并在统一六国后推行于整个王朝。

　　天津盐业真正有据可考的开端，始于汉代。西汉初休养生息，食盐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盐官只负责征收盐税，促进了盐业发展。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9）开始施行盐铁官营，在全国海盐产地设盐官18处，官府提供煮盐的场地（牢）和煮盐工具（盆），募民制盐，而后官收、官运、官销。渔阳郡泉州、渤海郡章武两县都设有盐官，其统辖范围包括了今武清、宁河、宝坻、静海的部分土地。宁河、宝坻出土的西汉牢盆遗物，正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东汉末年，渤海西岸发生海侵，天津的盐业因此中断，直至曹魏时期才重新兴起。官府设盐关于今宝坻地区，盐利已经成军国所需的重要来源。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政权盐政不一，或官营，或军管，或课税，总的趋势是强化对食盐的管理，以盐铁之利解决军国急需。东魏孝静帝曾在沧、瀛、幽、青四州设灶煮盐，年产食盐逾20万斛，其中幽州辖地即包含今天津宁河地区。此时的盐业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经济特征，而只是作为支撑政权运转的关键资源。

　　隋朝及唐初解除盐禁，鼓励百姓开发盐业，食盐流通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商人承担运销，民间食盐富足，贸易兴旺。淮南、两浙及福建等地区在自由产销政策鼓励下，成为政府依赖的主要海盐产区。北方边境地区由于人口较少，边防任重，多采用“军屯制盐”，即由士兵直接参与生产，所产之盐主要用于军需供给。地处幽州南部的军粮城（今东丽区刘台新村），因其地下富含卤水，成为重要的制盐基地。2021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此发掘出完整的唐代盐业作坊遗迹，包括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证实了这里曾是制盐的场所，且极有可能就是军屯制盐之所。军屯效率高、组织严密，但也意味着盐业只服务于军事目的。

　　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而江淮地区战乱较少、水运便利，成为国家盐税的主要来源，形成“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的局面。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晏改革后，将盐商纳入国家的盐专卖体制中，极大促进了盐业的发展，东南盐利一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在河北地区，节度使颜真卿仍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以盐利支撑军费，“军用遂赡”。此后河北陷入长期战乱，盐业凋敝，直至五代十国才逐渐恢复。

　　后唐同光三年（925），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在芦台创设盐场，这是天津地区首个由官方正式设立的盐场。赵德钧还在新仓设立榷盐院、开凿运盐河渠，建立起一套涵盖生产、征榷、运输的完整体系，使天津盐业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不过所谓“榷盐”，仍是完全在官方控制下的国家专营专卖。

　　此后，芦台场被纳入辽国版图，属幽州管辖，所产之盐专供北方诸州。辽执行食盐官制、官运、官销，“广榷盐以补用度”，盐利尽归朝廷。新仓榷盐院和永济盐务院所辖盐场，年产量约为2640万斤，盐利收入达39万贯，占燕京三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芦台场所在的“新仓”也因盐而兴，逐渐发展为城镇。

　　辽与北宋以界河（今海河）为界，河以南的北宋河北路食沧州盐，实行盐民私有制和自煎制基础上的商税食盐自由流通，“官不榷盐”。而在北宋全国范围内，官运官销与商运商销的盐钞引法并存，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食盐的产销也十分旺盛，年产量达2亿斤至4亿斤，其中东南地区淮、浙、闽、广的海盐产量，就达1.5亿斤至3.4亿斤，远超辽的食盐产量。

　　综观先秦至辽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盐业格局从单一模式向多元化发展，而天津所在的幽燕之地虽有盐产，但只是服务于北方军事防务与局部人口需求，处于“军国所需”的功能性定位之中。由于行政建制的缺位，其开发方式尚处在基于自然条件的点状拓荒阶段，未形成挹注地方的经济形态，更未在全国盐政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开发时期

　　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金灭辽后，天津地区纳入金朝统治。中都（今北京）于1153年（金贞元元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被金朝正式定为首都，周边地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升，人口激增，对食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芦台场“地属京圻，生齿既繁，炊锅益众”，迎来了新的繁荣，新仓镇也因盐而兴，成了人烟繁庶之地。金世宗大定初年，新仓榷盐院被升级为新仓盐使司。大定十二年（1172），金政府鉴于盐为十种榷税货物之首，“乃国之宝”，又因新仓镇地形符合《诗经》“如坻如京”之义，所以将此地更名为“宝坻”，升为县治。盐业第一次在天津地方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金代，北方海盐生产普遍实行官营，制盐资料归国有，运销则学习宋朝，由商人代理，国家征收商税。大定十三年（1173），新仓盐使司与永济务盐使司合并为宝坻盐使司，辖芦台、越支（位于今唐山丰南县）两场，所产盐运往河北诸州府。承安年间（1198年前后），整个金朝的盐税收入总额达600万贯以上，差不多和北宋前期的盐税岁入相当。其中宝坻盐使司年产量达3200余万斤，盐税收入88万余贯，约占金朝全国盐税的12%至14%，在山东、沧州两盐使司之后，位列第三。

　　金贞祐二年（1214），金朝迁都汴京（今开封），次年中都被蒙古人攻占。窝阔台于1234年灭金，同年位于今天津狮子林桥附近的三叉沽盐卤涌出，蒙古政府遂招来灶户，在此处设场煎盐。元至元年（1264），忽必烈下令定中都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元朝建国，次年将中都改称“大都”，定为首都。政治重心的转移、社会秩序的稳定，使河北经济恢复、人口增加，盐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增加，于是元政府将整个河北地区的盐场增加到22处，其中在天津境内的除了芦台、三叉沽二场外，还有富国、兴国、厚财、丰财四个新盐场，滩地位于今天津东南部沿海，场署则设于今津南区咸水沽、葛沽一带。

　　蒙古帝国从1232年开始效仿南宋施行官产、商运、商销的盐法。元朝建立后，河北地区的22处盐场统归大都、河间两个转运盐使司管理。大德七年（1303），二者合并为河间都转运盐使司，河北地区盐务遂归于统一，这就是长芦盐区的前身。元代盐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非常高，比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为60%左右，天历二年（1329）则达到80%左右。所以元代人说“经国之费，盐课为重”。大都、河间两司贡献的盐税数额无考，但22场年产量稳定在约40万引左右，占全国总量的15.6%，盐税比例应该大致相仿。在此比例下，天津六场也已经是元朝重要的盐生产基地。

　　明代基本延续元制，于洪武二年（1369）改河间都转运盐使司为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署设河北长芦镇，永乐年间又改称“长芦都转运盐使司”，长芦盐区正式出现，为全国六大盐区之一。初期长芦共设24场，约占全国盐场总数的16.2%。这24场南北各半，天津六场都属于北场。隆庆三年（1569）裁并为20场后，天津境内剩五场。

　　嘉靖年间，福建晒盐法传入长芦，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煎煮法。晒盐成本低、效率高，推动长芦盐产量从明初的2500万斤增至明末的3600万斤，占全国海盐产量的10%，弘治朝以后稳居全国第二。明代的盐课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之半，其中两淮、两浙、长芦为前三，甚至有时长芦要多于两浙。比如万历年间，两淮每年盐课68万余两，长芦18万余两，两浙15万余两。

　　明代两淮是盐业的核心，长芦在盐产量和课额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在品质上，则有“广不如浙，浙不如淮，淮不如长芦”之说。尤其是芦台场，由于海水、土壤、气候、植被、地形地貌等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盐质白味纯，有“芦台玉砂”之美誉。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芦台场为内廷制作贡盐砖，明末又承担了每年四万斤进贡白盐的任务。史料载“天下产盐之省八，而贡盐独责之长芦”，直到清代仍是如此。

　　早在元代，大、小直沽一带便因漕运成为水路转运枢纽，最终以“海津镇”之名获得了行政和军事地位，其周边的盐场也变得更加重要了。永乐二年（1404），明政府在三岔河口附近筑城设“天津卫”，这一方土地终于有了明确的时空标识，为其周边包括盐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凝聚提供了坐标。长芦北场盐可通过水路直达天津，运量大、成本低；南场因河道淤塞，只能陆运，效率低下。于是盐商纷纷转向北场购盐，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的集散中心。长芦盐运使在小直沽设立批验所，万历三十八年（1610）青州分司迁驻天津，天津由此成为北十场盐务管理的核心。

　　总之，随着金、元、明三代政治中心相继转移到今北京地区，毗邻北京的天津盐业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从一个边缘盐产地，转变为连接京畿与华北腹地的关键节点，进入了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开发阶段。与此同时，天津所在的北方地区与南方同步采取了食盐商销政策，盐商缴纳的盐税取代国家直接专卖时期的盐价银或者盐实物税，成为盐利的主要存在形式。此时放眼全国，两淮盐区仍是绝对主导，其盐课常年居全国首位，远超长芦。但长芦的独特之处在于靠近京师，运输便捷，政治影响力强。这种“近水楼台”的优势，为清代天津跃升为北方盐业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