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一栋四层小楼里，二楼三楼透析，四楼做衣服。六十多名尿毒症患者在这里上楼制衣、下楼透析，包吃包住。透析日算公假，计件工资，干多少拿多少，另有营养补贴。多数人月入两三千元，熟练的能到四千元。这里，就是外界所称的“肾友工厂”。

　　创办人谢强原在广州某三甲医院工作。2019年辞职后与人合开透析中心，接触的病人多了，他发现一个现实：很多患者透析之后其实有劳动能力，却被就业市场拒之门外。患者因此流动频繁。为稳住客源，2023年他办起制衣厂，想让患者边治疗边挣钱。一个尴尬的现状是，透析中心是赚钱的，但制衣厂是亏本的。三年下来，工厂累计亏损超三百万元，如今每月还要亏十万元左右。

　　而制衣厂跟工人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更接近承包、日结模式。一来工厂实在背不起全员社保的成本，二来患者每周透析三次、体力不稳，无法按固定工时上下班，而灵活用工更贴合实际。但没劳动合同，就没工伤保险。万一有人在工作中发病，责任怎么划分、费用谁出，全是未知数。

　　谢强直言，当初办厂更多是出于稳定客源的商业考虑，后来，见尿毒症患者这么困难，这么需要工作，他确实想帮他们，但若一直亏损严重，他也只能放弃。他呼吁把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都纳入低保和伤残保障，企业雇佣他们时可享受税收优惠。这个想法落到政策层面，难点不少：低保认定看家庭收入，一旦有了工资，往往超标；伤残保障标准也很难覆盖“透析后能从事轻体力劳动”这种中间状态；而税收优惠通常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为前提，与当前承包制无法匹配。

　　但这些困难不意味着呼吁没有价值。它把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摆上台面：现行救助体系主要针对“无劳动能力者”，而对“有劳动意愿和一定能力、只是缺机会的人”，缺少专门的政策工具。尿毒症患者，恰恰卡在这个中间地带。

　　让这类模式运转下去，需要调整制度设计。有建议提出，将透析患者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为他们开辟公益性岗位通道；允许特定灵活用工形式享受岗位补贴或税收减免；同时解决“一就业就失低保”的后顾之忧。

　　工作对他们而言，不只是收入，更是尊严。让他们能上班、能挣钱、能实现自我价值，不该依赖亏损维持个人善意。政策回应或许不会太快，但这份期待，值得被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