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忠是杨柳青人“赶大营”的首倡者，在他的引领下，以杨柳青人为主的天津商帮，创造了新疆商业史上的奇迹。

　　乱世谋生，闯西北拉开“赶大营”序幕

　　安文忠，字荩臣，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祖籍浙江绍兴。始迁祖安承怀，在康熙年间随同乡缙绅黄氏到河北省保定做官。几年后黄氏卸职，安承怀再迁至天津杨柳青定居。安承怀在运河南岸务农劳作，传了五世至安瑞章，改行当船业工人。安瑞章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安文忠，次子文发、三子文玺、四子文庆。

　　安文忠生下来的第二年赶上太平军北伐，继之东西捻军兴起，南运河到处烽烟战火。此后断断续续十几年战乱不断，船运经常受阻，加之地方上旱涝不定，安瑞章全家六口，生活十分困难。安文忠仅读了一年书，便于同治五年（1866）十四岁时，随父亲受雇于各船户当短工。两年以后，他又单身离家，为外地船拉短纤，单程常去白沟一带。同治七年（1868），他在白沟听说保定有一条装满物资的大漕船，正在招募短工去西安，沿途水陆兼程，到地方后工资加倍。可当时黄河两岸仍不断有小股捻军出没，战乱频仍，故应募者很少。安文忠为饥寒所迫，冒险去了西安。时正值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攻下了董志原，又回军攻打庆阳府。安文忠经两个多月到西安后，因离家路远，便以拉短纤所得的十几两银子购置了小篓和小件日用品等，随几个当地小贩做货郎生意。陕甘一带风俗，做小生意都是挑着两个小篓，有竹编、柳编两种。后来去新疆的杨柳青人，受此影响多采用这种方式。

　　左宗棠攻下庆阳府后，陕甘逐渐平定。战乱过后，当地小商品很是缺乏，安文忠往返于西安和庆阳之间采购贩卖，三年工夫，竟赚了白银二百余两。1871年，思乡心切的安文忠回到杨柳青，全镇皆哄传其发财回家。在家居二年，杨柳青一带水旱严重，百业萧条，做小生意获利微薄，安文忠便与人合伙贩粮。同治十二年（1873），他赴园村集采购小麦一船，结果在临清遇大风翻了船，本钱全部赔光了。不得已，安文忠带上侄子安起龙、安起凤，肩挑小篓，再次去大西北。他沿着左宗棠进军的路线行进，于光绪元年（1875）辗转到了肃州（酒泉）。紧随军队向前行进，其苦可想而知，饥渴、劳累、病魔都是家常便饭。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向新疆用兵，往征阿古柏。新疆风沙漫漫，山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当地少数民族大多经营农牧业，军队进入后，除国家所供给养外，其他生活用品很难保证供应。这么大的区域战争，又不能短期结束，左宗棠于是接受下属建议，令先遣部队沿途设立官店，同时在较大的驻扎营地附近划出“买卖圈子”，允许携有出关印照的人随营做生意以补军需。当时官方称此为募民殖边，安文忠等于是报名随军出关，拉开了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序幕。进疆后，安文忠先后在哈密、古城子（今奇台）、迪化等地买卖圈子里摆摊售货，成为杨柳青人到新疆艰苦创业的首倡者。清军进行玛纳斯战役时，安文忠等向当地农牧民大量采购蔬菜、水果，对支援前线起到了很大作用。

　　创办“文丰泰”，扬名西域成商界翘楚

　　当时英俄货物充斥新疆，农、牧、矿等产品以及白银大量外流，有鉴于此，安文忠决定设法营销内地商品。光绪八年（1882），安文忠经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返回故乡，小住三个月并完了婚，同时以白银两千两在北京置办了100余驮内地商品运往迪化。次年其三弟文玺亦到新疆帮同料理买卖。光绪九年（1883）沙俄军队退出伊犁，交还中国。安文忠偕弟文玺，从迪化随金顺将军的70营部队进入伊犁的绥定城（汉军总兵所在地），在绥定城内设立了门市部，挂出“文丰泰京货店”牌子。不久金顺将军接收惠远，重建惠远新城，设将军署，安文忠又在惠远（满营驻地）设立分店。当时杨柳青人到新疆的一年比一年多，安文忠陆续择雇店员，以后营业又扩展到宁远并设立总店。当时他门市上所售商品，以俄国货与本省产品为主，间有湖南、四川等跑单帮的商人带来的茶叶、绸缎、布匹等。安文忠频繁往来于迪化和伊犁之间，到处抓货源。因资金尚不充足，需两三年才能到津、京办一次货。但津京商品是热门货，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光绪十六年（1890），安文忠见所立三个网点虽然稳步增长，但俄货利润与京货相比利润太低，于是决定回津办货，而将二弟文发派到伊犁，办理货款回寄。经过四年营运，文丰泰每年都有大批商品进入新疆，生意愈做愈兴隆。

　　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安文忠的父亲安瑞章突然死亡。当时大清法律，对尊长死因不明治罪很严。安文忠认为事态非同小可，去央求父亲生前好友王金甫（爱竹斋画店经理）帮着想办法。王金甫经过筹划，避开乡约地保，将安瑞章安葬完毕，并劝安文忠速去新疆，以免再生枝节。安文忠回到宁远，换二弟文发回津组织货源。几年间因安文忠在津经营，宁远货源充足，加之管事经理萧冠三、张润田等十分得力，使文丰泰成为宁远首屈一指的大字号。当时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伊犁河，像北京，安文忠坐朝廷，萧张二官来保驾，五路诸侯个个能，上阵还有子弟兵。”

　　安文忠本为避罪再到新疆，谁知因祸得福。经将军署军官马玉昆（其子在文丰泰学徒）推荐，安文忠受到伊犁将军长庚接见，交谈甚欢，命他帮理内地协饷采购，并委为伊犁官钱局总办和官茶局税事。此后安文忠多次随催饷人员在内地采购商品及军用物资，足迹遍各省，这就是他常对人夸诩的“六度玉门，八涉瀚海”。当时伊犁地区制钱短缺，找零不便，各商号仿内地办法，自出钱贴，在市面流通，造成金融混乱。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广东试铸当十紫铜币，规定每百枚换银一元，此种钱铸出后，各省及天津均大量铸造。当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铜贱，而伊犁则银多铜钱少，比价也和内地不一样。安文忠见有利可图，于是趁已调任户部尚书的长庚到天津视察推行新政之机，谒请在天津大量兑换铜钱，运往伊犁。同时指令各商号限期收回自制钱帖销毁，此举使伊犁地区金融秩序大为好转，深得长庚赞扬，以功保荐花翎甘肃同知、候选知府。安文忠自知文化根底粗浅，无意钻营，因此只领了个虚衔。

　　归津兴办银号，热心善举造福乡里

　　宣统元年（1909），长庚将军奉调离任。安文忠此时家资百万，他将全部经营交给三弟安文玺，回到天津另想新的生财之道。对于手中大量资金的运用，安文忠其实已有打算。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他利用办理协饷在天津采购之际，就和天津金融界巨头郭巨卿、金品三、张云峰等人组织成立了洽源银号，定股金为10万元，并在农工商部注册。他回到天津后，洽源银号已开业两年，他又续存了大额款项，使洽源银号信誉大增。因为作风稳重，放款严格，存款在此不担风险，因此社会上有“铁桶银号”的称谓。后来，英商汇丰银行华帐房吴调卿解约，郭巨卿接任此职，这样汇丰与洽源结为一体，为天津进出口业发展以及与英商洋行交往提供了更加方便条件。

　　20世纪30年代初，洽源银号改组，更名福康仁。同时，安文忠又与卞润吾（天津八大家之一的乡祠卞家）、张俊岩经营起谦丰银号。他因有汇丰银行华帐房的便利条件，在天津河东又开设了信义永麻袋庄，专从印度进口绿线麻袋，行销整个华北、东北地区。

　　在安文忠的影响下，许多在民国后归来的新疆贸易者，也都纷纷投资开办银钱号。如乌鲁木齐同盛和的周耀庭与贾步云、李纪庵合作，开设天瑞银号；伊犁振丰恒的贾少三（贾永丰）与王子丰、萧惠庵合作，开设谦义银号；新疆省长杨增新、教育厅长刘文龙也受其影响，投资开设裕源银号。谦义银号还吸收了新疆官僚的长期存款，如焉耆行政长官牛时，一次就投入定期存款10万元，据说只派人取过一次利息。1932年冬天，新疆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攻入焉耆，牛时全家放火自焚，这笔钱就全落在天津了。

　　安文忠发迹之后，又开始着力于公益善举。光绪十六年（1890），杨柳青遭遇大水，安文忠慨然捐资，并筹办半日学堂、宁养院等。光绪二十年（1894），他又向各商号倡议集资，为杨柳青十八道水会每年汇寄银两，添置消防器材，维修水会房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伊犁商户安文忠、周恒德、郑永清与白沟河商户杜春第，共捐钱五万串救济地方。

　　安文忠回津后，在其家住宅后，独资成立施医局，以曾在甘肃做过知县的刘文蔚为局董，中医马少三看门诊，并施种牛痘等，每年经费600元。同时，他还参加天津市、杨柳青两地各慈善团体，如杨柳青的普济社等，捐施棺木和恤嫠会款等；又加入世界红“万”字会，办理赈济。1919年，捐资一万元，在本镇药王庙西院成立安氏私立小学校（今杨柳青第二小学），同时捐土地80亩余，以每年所得收入辅助学校经费。校内有学生30多名，并规定学期考试第一名者，免学杂费、书费并奖给学习用品，因之教学质量全镇第一。

　　1928年北伐后，安文忠全家正式从杨柳青镇迁往天津市区，寓所在当时意租界（拆除前为博爱道62号），是一座三层英式小洋楼，为其前主人一名英国建筑设计师亲自设计。1942年，安文忠在天津寓所（时门牌为六马路75号）病逝，享年91岁。安文忠的丧事十分隆重，送殡队伍堵塞了其居所附近的北安桥，有万民伞70余把，均为天津市各慈善团体所赠。

　　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FM91.1/AM1386）

　　周一至周五7:00和22:00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