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办了退休手续，5月，开始领退休工资，到今天已经两年了。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我是2002年10月来到这所位于石家庄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当时的校长姓魏，当年他专门为新到校的硕士、博士开了个欢迎会。会上，他用一口浓重的晋州方言，慢悠悠又无比自豪地介绍：“我左边这位是北师大的博士，右边这位是中国工程院的博士。”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说，学校当下的目标是“升本”，今后全仰仗在座各位，既要把教学科研做好，也要努力提升学历——硕士读完了，可以再去读个博士回来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升本”这个说法。后来这个话题在学校里越来越热，到2004年5月，目标实现，原先的专科学校正式升格成了学院。魏校长功成身退，按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有一天，我在谈固西街碰见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往谈固小学方向去，我远远喊了一声“魏校长”，他冲我点了点头，笑着说“我去接孙子”。那次不期而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中文系的高主任高高大大，整天笑嘻嘻的，教的是中学语文教学法。他的脑子里总不停地冒新想法，随时随地都能跟人聊他最近琢磨出的新思路。我当时也教这门课，他这些层出不穷的想法刺激着我不停跟进，也调动自己的教学经验给他补充、拓展。等到他退休时，我对教学法的思路也慢慢成形了。

　　2010年，老高退休，临走前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从书柜搬到地上的一堆书说：“你自己挑吧，我往后也用不着了。”那些书大多是教法理论著作，还有不少教学法相关的史料。我也没跟他客气，能拿的都拿走了，后来我写文章、备新课，这些书发挥了关键作用。

　　之后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在微信上会隔三差五看到他写的歌。真没想到，他还精通作曲。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他说是在当民办教师时，那会儿考大学报志愿，他选了两个专业，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音乐系，最后被中文系录取。听着老高的歌曲，仿佛又回到那个满脑子理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的年代。

　　系里的老师们性子都很温和，几位年纪稍长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句句都有根有据。李健老师是2004年前后退的休，我和他共事的时间不到两年，私下也没聊过几次，只记得他早年曾在我老家衡水待过——准确说，是在安平县群众艺术馆做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文艺工作，为当地农村剧团写剧本，还组织过下乡演出。正因为有这段经历，我当时特意找他请教过不少民间曲艺创作和演出相关的问题。

　　最近一次和他交流是在2022年12月，我把孙犁的佚文《蒋介石臭史》拿给他看。没想到这次交谈过后没几天，就传来了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学生陈然后来拿来了李老师《中国戏曲史》讲义的复印本，留作纪念。整份讲义全是手写，没有一处涂抹修改，每个字都工整得可以直接当硬笔字帖用。每一节下方都标注了具体的写作时间，精确到了几时几刻。从内容来看，这完全就是一部专著：他将中国戏曲的历史用精炼的语言勾勒得清清楚楚，还对一些主要剧种的曲调做了辨别，这与文学史中关于戏曲的描述专注于文学性是不同的，只有行家才能写得如此专业。

　　这二十年，我教过多少学生没具体统计过，总有几百人吧，大多已经叫不出名字了。在学生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比较严厉的老师，这其实跟我的个人经历分不开：我21岁大学毕业，36岁考研、跳槽。那时才娶妻生子，工作本就缠身忙碌，做这个决定的艰难可想而知，也因此格外知道，想要做出改变，时间有多宝贵，环境有多重要。

　　我曾和学生说过，大学毕业之前的这段日子，是在家庭呵护下，人生中仅有的既能随心所欲又能心无旁骛地读书的时光，也是为以后的生活、工作积攒能量的时期。等真正踏入社会，为生活奔波时，你再也不会拥有这样一份宁静，能让你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了。当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眼前，没有扎实的知识积累，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溜走。

　　在大学校园里，学术讲座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这二十年来，我的身份几经转换，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追着去听名家讲座，但有几场讲座的印象，直到今天都格外深刻。比如我听过河北师范大学马云教授、胡景敏教授的讲座，二位都是那种做学问中规中矩、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扎实学者，他们的讲座不仅知识密度大，观点也常有新意，能一步步领着学生扎进研究对象的精神深处。

　　有一年，上海师范大学的梅子涵教授应我一个同学的邀请来石家庄讲学，我请示老高：能不能请他开个讲座？老高同意了。梅子涵教授不仅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也是国内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那天，梅先生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衬衫，端着一杯咖啡，讲了整整一个上午。大教室挤满了学生，盛况空前。他为学生打开了儿童文学的视野，使大家从《宝葫芦的秘密》《大林和小林》《稻草人》这些经典，走向世界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

　　二十年间，我经历了很多人，他们像过客一样，远远而来，又一闪而过。现在，在别人眼里，我也进入这些人的行列了。许多有趣的、值得回味的瞬间以及值得珍惜的人，就留着余生慢慢回味咀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