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有权有钱有名的高椅，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难免被人打量，有人打量，便有各种各样的品评。有的品评听来悦耳，有的品评可能让你如坐针毡。对那些特别逆耳的话，魏征转述过一句不知谁说的哲语：“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魏征这话是有所指的。

　　刘肃《大唐新语》载：某年，时任陕县丞（一说中牟丞）的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说：“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唐太宗大怒说：“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才称其意。”魏征建言：“汉文帝时，贾谊曾经上书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一般都很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使人主听从。而激切则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只在于您去判断，不可责备。否则日后谁敢说话？”听了魏征的话，唐太宗赐给皇甫德参绢二十匹，将他放了回去。

　　原其本意，魏征所说的“狂夫之言”，不是指的狂妄、目空一切的话，而是指的激切、不能使人心生愉悦的言辞。所谓“激切”，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尖锐。

　　自古以来无数真正强大、杰出的人都愿意善待说话“激切”的“狂夫”。宋时，枢密使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批评时任宰相王旦“政事疏漏，用人不当，处事圆滑”，甚至多次公开弹劾他。中书省与枢密院有公文往来，寇准动不动指责王旦“违制”，当众斥责他“无能”。寇准如此不给自己面子，王旦却透过平时种种观察“看见”了寇准的德才，在真宗面前多次夸奖寇准。宋真宗不解，王旦解释说：“我为相久，过失必多，寇准忠直无隐，是我敬重他的原因。”临终前，王旦向真宗举荐寇准为相，称其“有担当，能成事”。

　　1935年，清华大学学生李长之完成了《鲁迅批判》书稿，此书利用精神分析方法，将鲁迅作品与其内心世界、为人处世相关联，呈示出许多新颖、精彩的见解。却也专门辟出一节，列出鲁迅的“失败之作”，说《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兄弟》等小说“故事太简单”“独白过于单调”“空洞，沉闷平庸，语言不美，不亲切，不活泼，不紧凑，毫无意思，让人懒得看下去”。面对无名小辈的尖锐批评，鲁迅毫不生气，他应李长之之邀认真审看书稿，订正书中所提文章的创作日期，还给李长之写了回信，认为措辞激烈，文章锐气过盛，总比“小心翼翼，再三修改稳稳当当好”，并随信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

　　做任何事，难免会有缺失。别人看到的，你不一定看得到；别人做得好的，你不见得可以做好。何况，事物永远在不断变化，一个人应付事情的能力，某些时候可能跟不上。有人愿意指出你的缺点、提点你解决的路径，决非坏事。就算别人的批评不那么中肯，至少可以促使我们保持警惕。唐太宗对皇甫德参的前怒后喜、王旦对寇准的不计较、鲁迅对李长之的热情鼓励，都显示出遭遇“狂夫之言”时的君子之风。总是自视高明，谁提意见都以为是别有用心上眼药，处处给人家挖沟设坑，以后你犯更大的错误，肯定没人愿意指出来，前路极可能万劫不复。

　　倘若一件事只关乎自身，损失由个人承担，旁人可不必干预；一旦牵扯他人与公共利益，就必须依靠制度约束，让拒绝接纳真话、又被直言戳中问题的人承担相应代价。此类约束落地变多、形成常态，且不可逆转，部分人才会从被动的“要我听真话”，主动转变为“我要听”“我想听”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