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最冷的时候，别的树光秃秃地戳在风里，梅花开了。

　　不是大开。梅花没那么热闹，它开得气定神闲——一朵，两朵，三朵……颜色也不喧闹，白的、粉的、绿萼的，各安其位。

　　大雪天时，它就那么开着。走近了，冷香幽幽地钻进鼻子。梅花的香，清远，安静，有点闪烁不定，要用心捕捉才行。不像有些花香，大大咧咧，风风火火。

　　梅的品格，是“早”和“不争”。先说“早”，二十四番花信风，梅信第一。冬至过后，别的花还在睡，梅花已经蓄势待发了。这种“先天下而春”的劲头，被儒家看重——君子当如是，在众人沉默时先发声，在寒冬未尽时先行动。但梅又“不争”，它开的时候没别的花，等到百花盛开，它谢了。诗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种“我开我的，不与人争”的孤傲，很中国。

　　梅花，当然是美花，花型小巧而圆，像一滴颜料在宣纸上洇开。但中国人赏梅，不只看花，更看枝。梅枝讲究“曲”与“瘦”。太直了没味道，太肥了没筋骨。好的梅枝，像书法里的枯笔，干擦擦地拐几个弯，忽然在末梢爆出几朵花来。龚自珍写过一篇《病梅馆记》，批评当时人把梅枝绑成各种病态的样子，说那是“斫其正，养其旁条”，反而失了梅的天性。他借梅骂的是当时社会对人性的扭曲。

　　梅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走的是“逆袭”的路。先秦时候，梅是果实。《尚书・说命下》里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梅子当醋用，调味的。到了南北朝，陆凯折梅赋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梅才开始有了审美的意味。真正让梅封神的，是宋代的林逋。他隐居杭州孤山，终身不仕不娶，自称“梅妻鹤子”，一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把梅的清高写到了极致。

　　从此，梅成了文人自我标榜的符号。王安石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称赞梅不同流俗。陆游写“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表达至死不渝的气节。王冕亦有诗“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一首首读下来，会发现他们写的不是梅，是自己。

　　我父亲的案头，有一方歙砚，砚角一朵小小的梅花，后来花瓣被磨得只剩几根线了。他每次写字前，都要对着砚台呵一口气，那梅花便像活了似的。他说，梅不挑地方，墙角也行，断桥边也行，给点土就活，不给土，插瓶里也开。人要是能像梅一样，在哪都能开出花来。

　　如今的腊月，寻梅也容易了。花市里有，街角也常见，带回家满室生香。可对着那温温婉婉的香，心里总空落一角。大约是少了那点“苦”味——梅是苦寒里逼出来的魂，太舒服，反倒失了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