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业步入鼎盛时期

　　1928年元旦，位于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与多伦道交会处）的7层商厦——中原公司隆重开业，其主楼为六层尖塔式建筑，高60余米，曾为华北地区最高建筑。该商场由广东籍商人林寿田、黄文谦、林紫垣等人通力合作，以香港和上海先施公司为经营模式对外招股。开业时，政商云集，一时人如潮涌，空前兴旺。中原公司以专营高档日用百货在华北地区闻名遐迩。

　　到了1928年底，与旭街另一端相通的法租界梨栈大街（今和平路与滨江道交会处），另一座商业大厦——劝业场横空出世。为追求个性，错位经营，劝业场别出心裁地选择了购物、休闲、娱乐三位一体的经营策略，充分利用寸土寸金的地利优势，大张旗鼓地招商引资。大楼施工建设尚未竣工，商场内黄金地段的营业位置已被预租一空，许多商家都抢在开业之前进入劝业场。除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呢绸布匹、钟表电料、文房四宝、古玩工艺、金玉首饰之外，摄影画像、草虫宠物亦有经营，可谓五行八作，一应俱全。四楼以上，先后开设了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等娱乐场所，丝竹余音绕梁，戏曲之韵入耳，在为商场聚集人气的同时，也带来丰厚的收入。劝业、中原两大商场在今和平路上的遥相呼应，使之成为天津商业步入空前繁盛的标志。这里可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相媲美，一度被中外人士称为“东方小巴黎”。

　　城市新商业中心崛起

　　1928年，为什么被称为天津商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因为劝业场从诞生到走向繁华，离不开天津城市新的中心商区的形成。

　　1900年后，天津城墙被拆，城市空间范围由于外国租界的快速发展而极大地扩张。天津商业中心逐渐从原旧城北部（北大关地区）和东部（宫北大街）向南部的日、法两国租界区转移，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商业繁华区向南扩展到今南市、和平路一带。1928年，位于日租界旭街的中原公司和法租界的劝业场先后开业就是天津商业发展鼎盛的标志。除多家商场之外，这里集中了近60家剧场、影院、饭店、舞厅、理发店、浴池、球社、照相馆，形成集购物、服务、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繁华商区。每至夜幕降临，霓虹闪烁，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市声鼎沸，人潮涌动……

　　高消费群体的支撑也是城市商业中心得以迁移并落地的重要动因。进入民国以后，京津地区政局动荡，一批军阀、官僚、政客、富商、名流携家眷纷纷迁入天津租界，至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法租界人口达52000多人，为租界之最。毗邻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36000多人。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多为家资富庶人家。仅法租界丰领事路（今赤峰道）就有十几户军阀豪宅，时称“督军街”。围绕劝业场附近，如今的花园路、辽宁路、哈尔滨道、长春道、河北路等在当时皆为富商巨贾、朝野政商的居住地。至于德、奥、意等租界的“高等华人”，亦为高消费群体，给劝业场一带商区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商业发达离不开便捷的公共交通。天津是全国首座出现公交的都市——1906年，第一条沿围城四条马路行驶的白牌电车通车。此后直至1918年，共有五条电车路线修成通车，通行区域覆盖了华界和奥、意、日、法四国租界及部分俄租界和老龙头车站。这些电车线路多从劝业场驶过，对其开业吸引客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坐电车、逛劝业”已成为天津社会时尚。电车推动城市发展重心由旧城周围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无疑对城市商业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劝业场商业传奇

　　在兴盛时期，劝业场的营业布局——一、二层聚集着售卖洋货、布匹、鞋帽等的店铺；二层另设“全球理发所”，年轻的理发师旧貌换新颜，身着白衫，宛如西医大夫。三层主营古玩玉器、古旧书店；还有天纬台球房和太平洋饭店，专供法国菜肴和西式茶点。四层至七层开设多元化的娱乐场所，号称“八大天”。四、五两层开设天华景戏院上演京剧，天宫影院放映电影，天会轩剧场以演出曲艺、杂技、魔术、歌舞为主，天露清茶社则供顾客饮茶小憩。六层共和厅，专演评弹，以满足江浙籍旅津人士的文化需求。此外，天乐戏院上演的评剧颇受欢迎。七层为露天娱乐场、屋顶花园，为消夏休闲佳处，名为“天外天”。

　　天华景戏院开设的稽古社子弟班，是当时天津最大、最完备的京剧科班。由著名武生尚和玉任总教习，培养了武丑泰斗张春华、武净名家贺永华以及张春燕、张云溪等百余名京剧演员，为我国戏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劝业场早年间有三件镇店之宝：第一件是“天津劝业场”牌匾。第二件是早年劝业场四楼摆放着的四面哈哈镜，由高星桥委托上海大世界从国外代购。在陈列之初，许多市民闻讯蜂拥而至，致使哈哈镜前拥挤不堪，笑语盈盈。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劝业场四楼仍展示着令人解颐的哈哈镜。第三件是两台铜制自动售水机，顾客投一次硬币，就自动注直饮水一杯。在当时，这个高科技物件足令顾客瞠目惊讶。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军强行掳走铜制的水机，融化后用来制作枪弹。

　　别具一格的特色经营

　　劝业场的创办人是井陉煤矿买办高星桥，其聪颖干练，颇具商业头脑。在为井陉煤矿开辟上海市场之际，高星桥结识了当时中国众多商界巨头，目睹了上海商业的繁荣。他极有远见地预测：天津法租界梨栈一带将会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即设法从英商先农公司买下梨栈大街一块5.2亩的地皮，因暂时无用，就转租给天祥叫卖行作为临时仓库，租期五年。不料天祥叫卖行的李魁元等人抢先在这块地皮西面盖起一座天祥市场（1924年），门面及内部摊位全部出租并加收“入场费”，获利甚丰。不久，斜对面又建起了泰康商场（1927年）。两个相邻商场的成功矗立，进一步激发了高星桥的勃勃雄心，他决心后来居上，建起规模更大的一座商场，跃上天津商界的峰巅。

　　在劝业场将要竣工开业之前，法租界当局希望命名为“法国商场”，但被高星桥婉拒。他采纳股东载振的建议，将这座商场定名为“劝业场”，并以“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作为办场宗旨。“劝业”二字始出于《史记·货殖列传》，有劝民业商的含义。“劝业”之“劝”，乃勉励、鼓励之意，与荀子《劝学》之“劝”为同一窠臼。在当时，“劝业”一词充溢着实业救国的时代气息和爱国情怀。

　　劝业场的创建，除特色命名之外，其拔出流俗、超凡制胜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力名流，集资创业。入股者有前清庆亲王载振、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社会名流。第二，一流设计，建筑恢弘。在五亩二分的地皮上，聘请法籍工程师穆勒设计，比照上海大世界，体现西方折中主义风格，建成主体五层，局部七层，楼高33米，建筑面积296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设三部电梯、十三座楼梯，显示恢弘气势。第三，经营多元，旨在创新。劝业场建成开业，采用股份制，所有店铺全部出租，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适应现代商业的经营模式。第四，不惜重金，名家书匾。以500大洋润笔费诚聘书法大家华世奎题写颜体字匾。“天津劝业场”牌匾字迹稳建，苍劲有力，后被列为享誉四海的中华名匾。

　　劝业场以“诚信笃实、以客为本、以文兴商”为企业精神，始终以品牌的坚守与发展为信念，顺应时代发展，全力打造“商业、文化、历史、旅游”综合商业空间。劝业场的建成与崛起，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商业格局的形成，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商贸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形成独特的津派商业文化。作为中国百货商场中唯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年来，天津劝业场始终是天津商贸业一座巍峨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