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南锣鼓巷，近年来成为北京游的一处热门打卡点。与南锣鼓巷横向相通的前圆恩寺胡同里，有一处文学爱好者会去参观的茅盾故居。2025年岁末，由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管理的茅盾故居，开始了“茅盾故居会客厅”第一期的录制，应邀对谈的两位作家：83岁的刘心武和57岁的祝勇，进入故居后，便迫不及待地站在庭院中茅盾汉白玉雕像前合影。

　　在与祝勇的对谈中，刘心武感叹道，茅公1981年去世，当年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在世者，越来越少了。他回忆起1979年春节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长达一周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茅盾以作家协会主席身份出席。他那时83岁，站着发言，大意是你们中青年作家，已经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那时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结束，公布了25篇获奖作品的名单），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会议期间讨论了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待定稿的中篇小说），但是就小说而论，代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成就的体裁，还应该是长篇小说。他说，现在国家、民族步入了新阶段，创作条件空前地好，你们应该静下心来，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

　　讲话当中，茅公偏头询问主持会议的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心武来了吗？”不待严文井指点，刘心武自动站了起来，离茅公大约五六米远。刘心武回忆到，当时二人四目相对，茅公眼里满是对他的肯定、鼓励与期望。那时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为人所知，还没有中篇小说发表，但茅公却已寄希望于他，激励他迈入长篇小说的创作。1979年春节后的3月26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颁奖活动隆重举行。刘心武的《班主任》获第一名，茅盾亲自给他颁奖，和他热情握手。这一次的四目相对，茅公慈爱锐利的眼光，更坚定了刘心武创作长篇小说的决心。后来，茅盾将自己长期积蓄的25万元捐出，作为基金，创建了专门奖励优秀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

　　1981年春天，刘心武在杭州，本打算回北京就去拜访茅公，汇报自己长篇小说的构想，没想到在西湖边的阅报栏看报时，他忽然发现报纸刊登了茅盾去世的消息。那天春雨潇潇，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经过一年的深入生活、精心构思，特别是确定了“橘瓣式”结构（钟鼓楼下胡同杂院九户人家各为“橘瓣”，用其中一家的婚礼作为“橘皮”包裹，在六个时辰里完成复杂而又自有逻辑的叙事）之后，刘心武1983年春天开笔，1984年夏天完稿。长篇小说《钟鼓楼》先连载在《当代》杂志1984年第五期、第六期，1985年即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丁聪装帧设计并插图的单行本。获奖后，刘心武在书房打开《茅盾文集》，对着茅盾的照片不禁自语：“刘心武来了吗？来了，来了……”

　　刘心武又感叹，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给了9位作家，如今7位都去世了，在世的仅第一届写《芙蓉镇》的古华和他。目前“茅奖”已经评出了十一届，优秀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

　　祝勇在对谈中谈到他成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后的写作。他对北京城市规划的中轴线，特别是中轴线北部故宫、景山、万宁桥、钟鼓楼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揭示。刘心武与他围绕其长篇小说《国宝》，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部小说艺术再现了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将珍贵文物南迁转运的史实，展现了“人在文物在”的坚定信念，甚至有人为此牺牲而文物仍得以完好保存的感人故事。

　　虽然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长篇小说奖项符码，无论采用何种创作方法的长篇小说都可以被其容纳，但就茅盾而言，他是崇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他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是不以为然的。刘心武指出，祝勇的《国宝》是完全符合茅盾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的。茅盾认为长篇小说的作者必须熟悉自己描写的对象，有了深厚的素材积累以后，还需要列出详细的提纲，下笔后还需随时调整调适。祝勇的《国宝》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每出一次清样，他都再仔细调整修润，以至出版社连出过两次试读本，直到最后祝勇和出版社都满意了，再正式出版，这种创作方法是非常“茅盾式”的。

　　如果说刘心武是一朵前浪，祝勇无疑是一朵强劲的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