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饭店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63号，为一座三层西式钢混框架结构的楼房。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军队改组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后，于12月4日偕夫人宋庆龄一行莅临天津。当天晚上，天津各界人士在国民饭店举行欢迎茶会。

　　1926年2月9日，出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大会的58名代表曾在该饭店二楼举行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决议案》等28项决议草案。

　　1934年11月9日，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在该饭店第45号房间会晤李宗仁代表时被特务刺伤被捕，不久在北平遇害。

　　1936年至1937年期间，中共天津市委秘密机关和联络站“知识书店”也曾设在这里。

　　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给这座百年老建筑平添了神秘感和历史的厚重。

　　灯红酒绿的交际场

　　据市规划局编纂的《天津市保护性建筑名录成果》载，国民饭店由瑞士乐利工程司设计，1923年修建完成。占地面积1696平方米，建筑面积5210平方米，拥有客房160间。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记载，国民饭店“主体为钢混框架结构，三层，建筑面积5188平方米。主立面首层做古典式分段处理，墙面凹槽大块分格。二、三层中部置倚列柱，上下窗间饰山花。南立面中部凹进，设正门。上有女儿墙，山花间镶盾形图案，顶部作大挑檐。院内宽敞，修有喷泉池、假山和凉亭。”

　　另据《北洋画报》记载，国民饭店前身为平安饭店（1923年前），建筑曾遭大火焚毁，于旧址重建后更名为国民饭店。国民饭店的投资者为美丰洋行的买办李正卿，股东多达90余人。著名将领李直绳曾担任饭店董事，潘子欣任经理负责饭店经营。

　　国民饭店是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高档饭店，它以西餐、舞场为特色，是天津上流社会交游应酬的重要场所。1929年12月，李直绳在国民饭店宴请著名女伶章遏云。1930年4月，著名影星王元龙在国民饭店宴请天津新闻界同仁。上世纪30年代，多位名流的婚礼也在此举办。

　　1930年，著名的蒙普莱伊跳舞场（原名梦不来兮），租用国民饭店营业，每晚均有著名舞星表演，还曾特约百代电影公司摄影师拍摄舞装电影——“是夕舞场中，特置了强光反光灯，以便摄照全体及个人之电影。此外更装饰一新，专为此特殊之跳舞而作。”该饭店还是新闻界、戏剧界进行茶叙、饮宴的重要场所。如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妃子文绣离开静园与妹妹文珊来到国民饭店37号房间，向溥仪提出离婚。这让文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与皇帝离婚的妃子。

　　震动津门的禁舞风波

　　1927年，该饭店曾因社会名流公开致函国民饭店停止跳舞活动而成为社会舆论的风暴中心。据笔公（冯武越）《禁舞运动之尾声》（刊于1927年7月27日《北洋画报》）载，国民饭店股东某氏，每有建议，必为其他股东所反对。最近该饭店创设了舞场，以维持营业，某氏期以为不可。其理由，不外乎是顾客“人品稍杂，并无限制，且因旅客烟赌，屡遭非议，一旦经营跳舞，将更授人以口实，必无好果。”而饭店经理、各大股东，坚持认为非此不足以维持营业，并与同业竞争。某氏愤懑之至，乃游说各名流，以“有伤风化”之名，提倡禁舞，并采取声东击西方法，先向福禄林发起攻击，然后渐及国民饭店。“此禁舞运动之真因云。”

　　据报载，被某氏游说的名流包括潘守廉、严修、华世奎等十数人，先是联名致函福禄林大饭店创办人李直绳将军，以福禄林开设舞场，“倩外人跳舞，以博游观，致内地青年子女效仿……恐习染日多，陷溺无所底止。”要求李直绳停止福禄林的跳舞行为。“李赞老硕德重望，一经揭破黑幕，毫无瞻徇，即将跳舞取消。”紧接着，上述名流又联名致函国民饭店，要求国民饭店亦停止一切跳舞行为。

　　按照上述名流的理解，国民饭店各股东，大都家道殷实。而投入国民饭店之股本，“不过以囊底之钱作游戏之具，并非资生营业，必不忍牺牲九十余人平素高洁之名誉，一味盲从。” 据《关于禁舞运动近闻》（载于1927年6月18日《北洋画报》）一文载，国民饭店自接名流公函后，曾开临时股东会，讨论应付办法。经股东讨论结果，认为开设舞场与法律并不抵触，不同意停止营业。随即复函领衔之潘守廉，“措词颇为强硬”——“股东会一致反对停止跳舞。因跳舞一事，不独为欧美各国所通行，即东亚中、日两国，亦风行久矣（如北京怀仁堂外交部大楼及天津交涉署黎前总统宅时常有之），不独为国民饭店一家所有。”

　　面对突如其来的禁舞声浪，当时位于特一区的起士林点西餐厅声称，该店系外国人所经营，而跳舞又为外国人的公共娱乐，故不会禁止。位于特三区的天升屋顶花园舞场，同样因为利益趋动，亦未停止营业，而且因福禄林停止跳舞活动，人流相较以前似更为增加。因此，国民饭店作了抵制之后，福禄林亦很快跟进，不久即恢复营业。“可见禁舞运动之全归失败矣。”

　　召开铁总全国大会

　　1926年前后，随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驻天津，天津的革命斗争再度蓬勃发展起来。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天津召开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天津各界二七纪念大会。这次大会是铁路总工会自成立以来空前的盛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在天津召开的首次全国性会议。

　　1926年2月7日傍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在天津南市第一舞台（现东兴大街152号，已拆除）举行。铁总负责人邓培首先宣布了召开大会的宗旨，然后全体起立向二七烈士致哀。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出席开幕典礼并讲话，他动情地说：“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着深重的压迫，生活十分贫困，但绝不为金钱、地位所利诱，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到会各地代表也纷纷登台演讲，天津总工会还在大会上散发纪念二七大罢工传单。会后全体代表和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

　　2月9日，在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举行正式会议。到会者有全国18条铁路的工人代表58人，代表着有组织的职工14万人。铁总总干事王荷波作了铁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各地代表也报告了这一年来组织发展及政治活动的成绩。大会讨论了铁总今后的工作方向，并就组织、宣传、写作、救济、自卫团等项内容展开讨论。大会通过《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决议案》等28项决议草案，还提议要为二七殉难烈士建造一座纪念碑。

　　2月15日上午，大会选举产生本届铁总执行委员13人和候补执行委员7人，选举邓培为委员长，罗章龙为总干事。2月16日，历时10天的铁总第三次代表大会圆满闭幕。为使全国铁路工人及革命民众能够了解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及铁总一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使命，铁总决定由罗章龙执笔，将大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发布的宣言等汇集成册，定名为《铁总年鉴》。同年底，这本书秘密出版发行。

　　传播真理的知识书店

　　国民饭店侧门靠近今和平路一侧（现为和平路298号），一度为当时中共天津市委机关的一部分。1936年9月，地下党员吴砚农及其好友叶笃庄在此创办了知识书店，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吴砚农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干事、共青团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曾协助天津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共党团书记张秀岩领导“文总”工作。1933年10月，“文总”遭到破坏。为躲避敌人追捕，吴砚农以到新闻学校求学的名义前往日本东京。他在东京结识了曾在天津参加过学生运动的革命青年叶笃庄。他们商定，等时机成熟，回天津创办书店，以便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文化、教育和宣传等工作。

　　1936年夏，吴砚农、叶笃庄相继回国，在天津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书店的筹办工作。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属于国民饭店的一处临街铺面，开设知识书店，由叶笃庄担任经理。书店主要销售上海出版的由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李公朴等人编撰的进步书刊，因当时天津只有很少几家书店销售这些书刊，所以一开张就门庭若市。

　　1936年冬，地下党加强了对书店的领导，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负责书店的工作，并派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易吉光（余卫公）任书店副经理。叶笃庄主持一段时间店务后，返回东京复学。

　　在此期间，知识书店出版发行了一些书刊，如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刊物《长城》。此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大型刊物《国际知识》，销售异常火爆：第一期销售1000余册，到第三期增至3000册。

　　知识书店从开业时起就办得有声有色，后来还逐渐成为上海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天马书店在华北的总经销点。书店生意兴隆，深受读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机关照会法租界工部局，要求査封该书店。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向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李大章请示，书店于1937年7月28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