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座城市封存着风起云涌的近代历史。在天津做寓公，曾是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不少下野政客们的选择。寓居天津，也为这座城市留下许多难忘的城市记忆。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民国初年曾寓居天津，他的孙子张存永先生曾在《话说天津卫》节目中回忆了家族往事。

　　（张存永：籍贯山东无棣县，生于1940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后从事机车电传动工作，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

　　我爷爷张鸣岐在广州起义中杀害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只好搬到天津来了。

　　官场大起大落，患得患失，人生跌入暗淡与无望，使张鸣岐对政治深恶痛绝。在到天津的客轮上，张鸣岐告诫儿子张锐、张铸：“宦海沉浮，为官不义，改朝换代必受其牵连。”又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终有噉饭之地。”并告诫儿子：为人万不可轻诺寡信，见异思迁。

　　正是在张鸣岐这则“家训”熏染下，张家儿孙几乎没有从政的，大都成为科技、实业、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

　　到天津来，先在意租界买了三所房子，从谁的手里买的？咱们天津有有轨电车，有轨电车是比利时人干的，比利时（电车公司）的老板就住在现在工人图书馆那，那里头原来没有房子，也没有人住，他就建房住在那儿，我祖父就从他手里买了三套房子，等于他就住我们家斜对过。这三套房子中有两套在但丁广场，但丁广场东面的两套，就把犄角这两套；然后还在马可波罗广场的西北角那儿买了一套，共三栋楼。为什么买三栋楼？因为我祖父有三位夫人（也就是我有三位祖母），每个祖母有一套。

　　自由道21号（注：经查现为自由道22号。下同），这套是给原配夫人的，也就是我的祖母纪夫人——纪晓岚的六世孙。自由道21号的对过，那栋红色的楼，那个是萧夫人住，也就是我三叔、四叔的母亲住在那个楼里头。

　　在马可波罗广场西北角的那栋楼，也是西式的塔楼，带凉亭的，那个叫女神别墅。为什么叫女神别墅？因为马可波罗广场中间罗马柱上有个女神，把那个叫女神别墅。女神别墅住的谁呢？住的周夫人，是我的爷爷从日本回到上海娶了一个电影明星，姓周。一共有三栋楼，三个夫人住。

　　最大的就是自由道21号，我记得（楼内）过去是1570平方米，那个大院子是六亩地、共4000平方米，就是现在意风区的停车场，原来是我们家的后院。院子里有网球场、花园这类东西，还有一排球房，就是给佣人住的房子，有那么十几间。

　　这楼房，跟现在样子不一样。（1976年）地震的时候，把塔楼给震塌了，震掉下来了，所以恢复的时候，它也没有（原图照片），所以就修成了现在的“四不像”的样子，灰色的，现在的自由道21号的样子。

　　我祖父后来是吃斋念佛，他自己独立住在贵州路和西康路交口那，那边有一个张鸣岐故居，他住在那里头，他的几个夫人住在意租界。

　　工人图书馆原来是比利时老板的别墅，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院子很大，后盖成工人图书馆。解放后，天津海关关长住在里头，就是但丁广场的西南角。后来他们搬走了，现在改成了工人图书馆。变成一个四、五层的楼了。最后改过一次花鸟鱼虫市场的那块是工人公园，接着这个公园的这边就是比利时人住的这一大片，是意大利人设计的。

　　我祖父应当是一九一几年买的这几栋楼，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九零几年生的，他在天津上的小学、中学。那时这楼（自由道21号）刚建不久，以前没住过。我爷爷最早买的是女神别墅，后来又买到这边这两所。

　　二

　　另外，就是在解放南路（与直沽桥交口），现在叫“磁卡大厦”，那个地方之前的房子原来也是我们的，叫我父亲借给他同学，要不回来，所以我们家还给了他六根金条，算是他的搬家费。那房子跟它对过——现在德式的建筑是一样的，里头也有滑梯、压板什么的，不跟现在的建筑一样，后来都扒掉了，建成了磁卡大厦。它对面现在还有个建筑是带塔楼尖顶的建筑，那属于德租界，以前我家那房子跟那样子是一样的。我父亲把房子要过来以后，空着的时候，我们和同学在里头经常捉迷藏，没有人。后来卖了，卖给纺织局了吧。

　　还有一个房子就是现在的地产公司，在特一区，也交给国家了。那阵有房子是受罪呀，因为房子你收不了房租，但是地产税、房产税每年要交的，要是晚交还要罚滞纳金，所以把那一片地产后来就送给了房地产公司。那阵还有一片房子，就是在营口道的墙子河下去的一片三角地，就是营口道和赤峰道中间，原来都是我们家的，有十几栋小楼。

　　因为我父亲他们那辈没分家，所有的财产都写的我伯母的名字——杨丽琳，是谁？你知道最后一个上海的大小姐严幼韵嘛，严幼韵就是杨丽琳的嫂子，所有自由道的房子房契全写的是杨丽琳。

　　我是1940年出生，那阵女神别墅就卖了，因为周夫人去世得早，房子没人住了。我们家的人都住在但丁广场的东北角（自由道21号），现在改成叫星巴克咖啡馆，里头进去后边有一半都没有开，就开了一半。

　　我家是1968年搬出但丁广场的楼的。我结婚的时候是1966年，我的父母就在搁三角钢琴的阁楼顶部的那个屋子。（地震时）阁楼屋顶都震没了。

　　三

　　我父亲这一辈是四个男的、两个女的。我父亲行老二，老大张锐是清华学校1926届毕业生，还是梁启超先生的学生。梁启超和张鸣岐同为清末大佬，又同居于天津，素有往来；加上张锐又是梁启超的学生，这样梁、张两家两代人都有较多的接触，可谓世交。因此，张锐与恩师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同时也是清华学校1923届毕业的学长）也很熟悉。

　　1926年，张锐赴美留学，1928年获密歇根大学市政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哈佛大学市政学硕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国立市政研究所深造。1930年，学成回国的张锐在天津市政府从事市政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市政建设专家。

　　1930年，天津特别市开始征集总体规划方案，已经在天津市任职的张锐邀学长梁思成共同参与，他们俩合拟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选，这也是梁思成和张锐第一次尝试进行城市总体规划。

　　到后来，国民政府把他抽调到中央银行当秘书长去了。解放战争时期，他阻止了很大一批黄金没有流到台湾去，所以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他跟周恩来是校友，我父亲比周恩来低三班，都是南开的。

　　我父亲叫张铸。他是南开大学学生，在大学学经济的。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去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学的机械。我父亲怎么会在美国待两年就回来？就因为我伯父跟梁思成、林徽因，还有徐悲鸿，他们那拨人一起从国外回来。回来以后没事情做，正赶上张学良建东北大学，张学良又把他们这些人都请到了东北大学当教授去了。

　　为什么到东北大学呢？那时东北没人去，因为是到关外，所以教授的工资比北京大学高一倍。李大钊、胡适、陈独秀他们在北京大学一个月都拿二百大洋。在东北大学，像我父亲、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他们都拿四百现大洋，所以他们在那都是高薪聘。

　　那时，我大爷呢，清华大学要叫他当教务长去，那边张学良不放他。张学良说：你在这教得好好的书，你干嘛走呢，这待遇也不低。所以我大爷就说了：我有个弟弟，在美国呢，学得比我还好，他顶我这个课，教得保证比我好，但是要求一切待遇不能低于我。所以，那时候，我父亲23岁就当了正教授。

　　（未完待续）

　　稿源提供：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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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频率：天津新闻广播FM97.2 周一至周六23: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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