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里仁篇第四》里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为一个有智慧、有仁德的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而是在义的前提下考虑怎样做更合适、更恰当就行了。我们进一步引申可得知：虚伪的仁义是害人的。宋襄公泓水之战的惨败，则为背离这一智慧而留下的千古警示。

　　泓水之战中，宋军已经排好阵势，楚军还未全部渡河时，大司马公孙子鱼说，趁他们尚未全部渡河，请主公下令攻击他们。襄公说，不行，这违背仁义。他不会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子鱼力争，说主公不尽知战争的玄机。强大的敌人在险隘的地方未能排成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但襄公仍固执己见。此时楚军已全部渡河，但尚未排好阵势，子鱼又将上述意见报告襄公。襄公说，不行，这有失道德。等到楚军上得岸来，排好阵势，宋军才开始与之交战，无奈实力悬殊，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卫队也全部被杀，不久宋襄公也因伤而死。这便是将仁义异化为僵化教条的生动事例。

　　关于“义”的标准，孟子早有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道德高尚、明理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关键是只要合乎道义。假若说话必须算数，做事必须有结果，但违背了大义，就是大恶。

　　而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第1节》中进一步将“义”直指为“良知”：“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 这意味着，行事的根本准则不在外在教条，而在内心的是非判断，唯有以良知为核心，才能避免陷入“适莫”的偏执。

　　“无适无莫，惟义是从”，这既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今人行事的准则。不困于教条，不执于成见，唯以良知为指引，方能在世事变迁中，行得正、立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