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日，一位年轻的知县路过浙江绍兴时，见城南一座山上树木苍翠，绿意悠然，山顶一座宝塔耸入云端，他知道这便是传说中的“飞来山”。据传，这座山原本不在绍兴，而是从几百公里外的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飞来的。这位知县兴致盎然，一路登顶，将层峦叠嶂尽收眼中，写下四句诗：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他就是后来提出“熙宁变法”的改革家，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登上飞来峰那年，王安石正好29岁，刚刚在鄞县任职期满，要回临川去。鄞县是个靠海的偏僻小县，王安石在这里将近三年，一心要让百姓的日子好起来。他曾用十二天走遍十四个乡，将鄞县的版图烙在心中，写下《鄞县经游记》。他兴修堤堰，疏浚水塘，改善农田，又在青黄不接时，将官仓粮食借给百姓，这一举措既避免了百姓借贷高息粮，又可使官仓中的旧粮得以更换；他还创建了当地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

　　王安石因政绩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而他却在诗中这样感慨：“收功无路去无田，窃食穷城度两年。更作世间儿女态，乱栽花竹养风烟。”从这首《鄞县西亭》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自己这些政绩并不如何看重。他心怀天下、心系苍生，是要做大事的。治理好一个小小的县城只不过是牛刀小试，无法让他满足。

　　写下《登飞来峰》时，王安石不止是踌躇满志，心中更有着无限的悲悯。任鄞县县令之前，他目睹过千里赤地、哀鸿遍野的灾情：百姓们衣衫褴褛、满面尘灰，相互搀扶着去外地逃荒乞讨，而官府仍派人抓壮丁去服苦役。王安石激愤难耐，写下《河北民》一诗：“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在夏日的骄阳下登上飞来峰，“一览众山小”的视野让王安石忍不住将胸中激情喷涌而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若想把地方治理经验推广到更大范围，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唯有“身在最高层”。

　　嘉祐三年（1058），一份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摆在了皇帝书案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王安石提出消除积弊、革新图强的主张。这时的他，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心比“飞来山上千寻塔”更高。即便主张未被采纳，他也毫不气馁，而是继续探索，等待时机。

　　熙宁二年（1069），立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采纳了他的变法建议，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转年，王安石正式拜相，在全国大刀阔斧地推进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20年前那首壮志凌云的《登飞来峰》在此时得到了印证。

　　然而，新法带来短暂繁荣之后，施行阻力越来越大。好友司马光曾三次写信劝诫，可一心变法的王安石听不进去。两人在政见上越走越远，终成死对头。之后，御史、谏官等一大批官员因不能畅言而相继离职。此时的王安石“身在最高层”，在他看来，只有推行新法才能救国救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称号：“拗相公”。

　　“拗相公”渐渐众叛亲离。直到熙宁九年（1076），新法推行愈加艰难，加之长子王雱英年早逝，王安石身心疲惫。他辞去了宰相之职，归隐半山园。几年后，宋神宗驾崩，新法被全面废除。

　　在金陵的半山园中，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在骑驴闲逛，逛累了，就“茅檐相对坐终日”。谁曾想到，这就是曾经“不畏浮云遮望眼”、位高权重的王安石。不畏浮云、一生追求的变法事业，终成浮云。半山园中的慢时光消磨着心性，也重塑着人格，慢下来的节奏让他的心悄悄柔软下来。

　　曾经“不畏浮云遮望眼”拼搏过，也坦然接受眼下“物华撩我有新诗”的悠然。有人说，他是变法的失败者，也有人说，他是革新的探路人。而对一名古代士大夫来说，也许理想未竟的不甘是生命常态，拼尽全力的心安则让他余生坦然。因为，他曾在烈日炎炎下，登上顶峰，拼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