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里，华夏大地还没有报刊、网络，出版也未成产业之时，诗人、作家写作，除了锻炼文字能力，以提高科举中榜的概率，几乎不太可能获得稳定的经济利益。某些脑子“活络”的人便在其他方面做文章，“谀墓”“谀碑”成了获取各种高额回报的重要通道。

　　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就是一个谀墓的高手。他的谀墓之作极多，连十五岁的袁满来、七岁的胡根夭折，他都答应作墓志。大臣胡广在历史上颇有争议，《后汉书》说他“无謇直之风……讥毁于时”，但到了蔡邕笔下，居然成了“扬惠风以养真，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而不言，消奸宄于爪牙”。胡广是蔡邕的老师，又曾位高权重，蔡邕受命写墓志是否收受过钱财不敢妄论。以大文学家的身份给那些夭亡小孩写墓志，就难免有收人钱财替人干事的嫌疑了。

　　历史上靠谀墓发财的人，韩愈绝对排得上前几位。韩愈一生好为达官显贵写墓志和纪功碑，不管主人品德如何，文章中一概粉饰，获取了大量的“润笔”，用他的好朋友刘禹锡的话说：“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他给国舅王用撰写碑文，王用之子送给他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他受皇命写《平淮西碑》，用了夸张之语赞美韩弘的战功，韩弘非常受用，当即送给韩愈500匹绢，有人考证说，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近20万元。

　　不过，历史上有以文谋利的人，也同样有坚守本心，不以良知做交易的人。元代的胡长孺自幼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声名赫赫，赵孟頫受人之托请他为一位太监的父亲写墓志铭，尽管当时胡长孺家已断炊，他依然坚决拒绝。胡长孺对赵孟頫说：“你送来这么多礼金，无非是想叫我写好一点，而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如何下笔？”“我有个原则：不是朋友不写墓铭，今天不能破例！别说百两银子，就是万两黄金，我也不会写‘谀墓’之文！”赵孟頫深知胡长孺的性情，只好将请求收了回去。

　　在书写碑文的慎重上，苏轼更堪称文人楷模。苏东坡《祭张文定公文》说：“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后人通过他的文集查考，发现他一生只做了七篇碑志，其中赵概、滕元发两志，是他代张方平写的，苏轼以自己名义写的墓志铭只有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五人。《东坡奏议》收有一封元祐年间苏轼写给皇帝的奏书，要求辞去皇帝下达的写赵瞻神道碑的任务，文中这样说：“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光曾为亡母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能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词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苏轼终生不轻易给人写墓志铭或各种碑志，除了与自己家里有情谊的人或自己特别佩服的人。

　　生活非常复杂，我们自然不能单凭一个人是否通过文字谋利来断定他的操守，事实上，历史上的蔡邕、韩愈都是相对正直的大臣，但毫无疑问，胡长孺、苏轼的操守更上台阶。胡长孺无米下炊依然不肯说违心话，苏轼在皇帝下了指令的情况下还要推脱，他们知道墓（碑）上的文字可能被时间风化，但它们留在人心中的印迹不会轻易消失。

　　石碑可以呈示一个人的“底牌”，石碑之外的无数场合当然更可以呈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