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柳墅行宫内的播醇斋位于偕乐堂之后，有殿堂五间，左右游廊二十二间，耳房两间，是清代乾隆帝驻跸期间专属的书斋。斋名取“播扬淳风、涵养本心”之意，远离主殿的车马喧嚣，专为帝王褪去皇家繁琐礼仪、独处读书、反躬自省而设。斋内匾额与楹联皆为乾隆御笔，联语“何处不堪体物理，于斯亦未忘民艰”意蕴深长。

　　乾隆先后为播醇斋题诗六首，诗作贯穿其多次出巡津门的历程，句句围绕斋名本义，袒露内心所思所感。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度莅临行宫，目睹迎驾队伍鼓乐齐鸣、歌舞纷呈，写下“耕桑所勤问，歌舞亦纷陈。返已惟生恧，难言斯播醇”，直言周遭浮华景象，与“播醇”所追求的淳朴风气相悖，自觉难副斋名。

　　转至翌年再度停驻于此，他直言浮华乐舞并无意义，“笙歌帗舞都无藉，颇觉额斋两字宜”，唯有身处这间清幽书斋，才贴合“播醇”的本意。癸巳暮春重临，轩窗清朗、环境静谧，他坦言驻足此地并非为赏玩景致，而是意在洞悉民情。天津盐商云集、市井富庶，可繁华背后皆是民力支撑，故而发出“播醇岂不愿，返朴愧躬行”的感慨。

　　乾隆四十一年（1776）天旱少雨，乾隆独坐书斋忧思农事，“笙歌备听谁为听，摘句消愁愁复萦。默坐书斋缘望雨，播醇翻觉未孤名”。此时无心听闻乐声，满心只盼甘霖降世，此刻的心境让他恍然觉得算是真正契合“播醇”二字的内涵。乾隆五十三年（1788）诗作进一步点破利害：“商资岂不缘民力，一晌徘徊缱虑萦。预备笙歌翻觉闹，书斋愧尔播醇名。”他清醒知晓盐商富厚皆取自民力，迎驾的管弦喧闹更显浮华，面对斋额，自省之意愈发浓重。

　　待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第七次来到津门，百姓夹道迎接，耳边依旧是不绝的丝竹之声，他直言“虽循士民祝，厌听管弦声”，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而在最后一次到访行宫时，他本想于书斋中觅得安宁休憩，却仍是“图静书斋闲以憩，乍瞻题额愧循名”。

　　作为一处读书静地，播醇斋也是乾隆研思义理之所。他曾在此品读钱陈群《香树斋集》，并依韵三叠《津门早春词》；亦研读王充《论衡》，作诗《赋得天道无为》抒怀。整座书斋，始终与行宫常设的歌舞宴乐保持距离。乾隆屡次在诗中表露对浮华乐舞的厌弃，偏爱书斋里的清寂时光。他立足津门盐商聚居的地域特点，看透富庶表象下的民生根本：立斋以“播醇”为名，志在敦化民风、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