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位于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的劝业场建筑施工围挡拆除完毕，这标志着其外檐修缮工作全部完成。建成于1928年的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天津现代商业格局形成的标志。如今，经历了商海风云的起起伏伏，98年历史的劝业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重生积蓄力量。

　　2025年，劝业场大楼保护修缮工程被列入国家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展示项目；不久前，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天津劝业场入选“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据悉，劝业场内闻名遐迩的“八大天”也将闪亮登场，华丽转身，这使得天津人充满了期待。

　　天津劝业场的“八大天”新颖独特，是二十世纪天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娱乐场所的全称，素有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八大天”的美誉，这里曾是华北地区最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承载着“老天津人”难忘的集体记忆。

　　一、劝业场与“八大天”

　　要说劝业场和“八大天”，得先说说它们的创立者高氏父子——高星桥和高渤海。高星桥（1881—1948）是天津劝业场的创始人，从铁匠出身逆袭为近代天津商界巨擘。他祖籍南京，后定居天津。他曾经偷煤为生，进入河北井陉矿务局担任司磅员，是他商业生涯的起点。后来，他被德国人汉纳根（曾为清廷军事顾问，后任井陉煤矿总办）看中，逐步晋升为煤矿售煤处总经理。汉纳根对其能力极为信任，甚至将全中国的铁路事宜委托他主持。一战期间，高星桥因认购德国战争公债，深得德皇威廉二世赞许，被赐予德国贵族头衔，成为当时唯一获此头衔的中国人。1926年，他整合资源，集股投资，联合庆亲王载振（投入30万元成为二股东），由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法商永和公司营建天津劝业场。“劝业”二字源自1905年清政府设立的“劝业陈列所”，寄托了“实业救国”的时代希望，开业时更以“劝吾胞兴，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为经营宗旨。1948年，高星桥在上海逝世，但他创办的劝业场至今仍是天津商业文化的核心地标，并于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高渤海(1910-1982)，字柏林，天津人。高星桥之子。幼读私塾，继入天津新学书院。1927年入德商礼和洋行。1931年任出口部华账房司账，后离职。因爱好京剧，在天津劝业场经营天华景戏院。高渤海独资兴建渤海大楼，并于1945年成立渤海影业公司，经营大光明、天津、天宫、天华景等影院、戏院，并承包影片进口生意。1946年，高渤海应苏联大使之聘，任苏联亚洲影片公司经理及华北、东北文化交流代表。1948年，高渤海接任新业公司总经理（其父与庆亲王载振合股成立），经营天津劝业场、交通旅馆、渤海大楼等房地产。

　　传说，高星桥的劝业场和毗邻的天祥商场老想比个高下，你是一个“天”，我是八个“天”，还是压你一头，于是有了“八大天”这个名字。

　　独树一帜的“八大天”各有分工——“天华景戏院”主要表演京戏，“天乐戏院”演评戏、河北梆子，“天会轩戏院”主要表演文明戏，“天宫影院”放映电影，“天露茶社”可喝茶听曲艺，也带杂耍，“天纬台球社”经营台球、卓球（日语中的乒乓球），“天纬地球社”经营保龄球，“天外天”经营夏季屋顶游乐场。

　　二、梨园情结催生“天华景戏院”

　　“八大天”中，“天华景戏院”的名字，也有来历。民国初年，天津有个富商巨贾的商业组织——行商会所，集合了天津有名的大商号。吴调卿和高星桥就是其中的会员。吴调卿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在法租界繁华地带有一处私人花园，花园里有个小剧场，就叫“天华景”。高星桥曾与行商会所的会员们在天华景看过戏，那次演出相当精彩，致使高星桥念念不忘。后来，法租界不断发展，娱乐中心也随之迁移，吴调卿将花园转让给了别人，小剧场也改作他用。但是，“天华景”的名字已经给高星桥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1928年年底，劝业场开业，高星桥就将“八大天”最大的剧场，取名为“天华景戏院”。

　　作为国粹的京戏在民国时期非常繁荣。天津历来是全国南北戏班、各路名伶粉墨登场之地。“天华景戏院”主要表演京戏，为天津这座戏剧码头锦上添花。戏院占据4、5、6三层楼，有24个包厢、1100多个座位和大型旋转舞台。但开业之初，这么一座气派的大戏院，经营并不好。好在劝业场老板高星桥、股东载振均为戏迷，高渤海在其父的影响下，也热爱京剧，十六岁时曾拜在名角尚和玉门下学艺。高渤海从洋行离职后，打算自己经营“天华景戏院”，父亲高星桥就出钱支持他创业。

　　高星桥、高渤海父子二人懂戏、爱戏，知人善任，培养梨园弟子不遗余力。高渤海亲组戏班，邀请名角演出。1935年，他组建天津唯一的大型科班“稽古社子弟班”，名誉社长为尚和玉老先生，社长为其弟子娄廷玉。他聘请京剧名演员李吉瑞、尚和玉教授京剧，培养京剧演员，并请英文教师及外国艺人教学英语及舞蹈等，使稽古社演出盛极一时，并编排大量京戏新剧目，深受群众欢迎。

　　“稽古社子弟班”培养出“华”字（一科）和“承”字（二科）学员共一百余人，他们主要活动在劝业场六楼。其中，该社子弟班一科栽培出张春华（武丑）、徐俊华（武生）和贺永华（武净）等名家；二科，尤其是天津武生师祖李兰亭老伶工不仅培养出梁慧超、张世麟等名角，还栽培出郭景春、李大春和李元春“天华景武生三春”，名噪津沽。高渤海回忆道：“有些戏是李（兰亭）的独门传授，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经过三年苦练产生了不少优秀剧目，如李大春的《林冲夜奔》、四本《武松》，李元春的《金钱豹》《乾坤圈》，郭景春的《挑滑车》等。”这些由“稽古社子弟班”培养起来的各路名家、名角开枝散叶，后来不少成为各地京剧院团的台柱子。

　　高渤海特意从上海请来知名导演陈俊卿，编排系列剧《西游记》。这《西游记》一编排就是三十多集，原本打算每集演上一周，可刚一开演，场面就火爆得不行。连台本戏《西游记》，用真猴真马真骆驼，立体花果山，瀑布真流水，彩色灯光，整部戏演了一年。高渤海先后同编导编排了《封神榜》《燕子李三》《侠盗罗宾汉》等剧目。《侠盗罗宾汉》是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这部戏把中国的京剧元素与外国传奇故事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中西合璧：台上的布景、道具和服装是外国的，而演员的表演却是中国的。为了达到真实和“新奇”的效果，稽古社还请来了匈牙利人巴罗泰，为演员教授芭蕾舞、踢踏舞和剑术。《侠盗罗宾汉》于1939年秋在“天华景”上演，每天日、夜两场，票价一元（原先是4角）。观众对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反响强烈，它新鲜、独特、观赏性强，竟连演了三个月，可也有人说它是不伦不类、瞎胡闹。

　　1950年，高渤海大胆地把上海联合女子越剧团请到天津来演出，结果大获成功。原本计划只演三个月，没想到一演就是三年。这三年里，越剧团在“天华景戏院”每天演两场，节假日还加场，总共演了两千二百多场戏。裘爱花和筱少卿主演的《红楼梦》，就是在天华景第一次上演的。这些演出，在天津掀起了一股越剧热，场面十分火爆。后来，这个团就留在了天津。到了1953年，上海联合女子越剧团就改名叫天津市越剧团了，还被郭沫若称赞为“南方的花在北方绽放”。从1928年开业起，“天华景戏院”演出剧种之多，演出时间之长，有目共睹。有传言说，盖渤海大楼的钱就是靠“天华景戏院”售票赚来的。

　　三、“天乐戏院”天天乐

　　“天乐戏院”主要演评剧，位于6楼，靠“天祥”一侧，有500多个座位。天津虽不是评剧发源地，却是发祥地。当年的评戏被称为“蹦蹦戏”“莲花落子”，原是田间地头的民间艺术，难登大雅之堂。而“天乐戏院”是当年天津最早上演评戏的正规剧场，评戏演员李金顺、白玉霜、爱莲君、花月仙、花迎春、郭砚芳、李文芳、鲜灵霞、筱玉芳、小俊亭、新凤霞等常年在此演出，观众多为老人及妇女，生意不错，几乎场场客满。该戏院还曾经演出过河北梆子。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为演曲艺节目为主，其中“相声大会”和1962年的“津门曲荟”最为红火。小彩舞、小岚云、王毓宝、新韵霞、李润杰、王凤山、常宝霆、白全福、高英培、范振钰等曲坛名家悉数登台。由于是滚动演出鼓曲相声，贴近观众，颇受欢迎。

　　四、“天宫影院”服务群众

　　“天宫影院”在4楼，铁艺楼门，设有五彩霓虹灯，进口高级放映和音响设备，观众席铺红地毯，服务员着西式服装。开业之初，经理是张连文，上下二层，共有700多个座位。当时一天只放映2场，日场3点1刻，夜场9点1刻，周日加早场。开幕式当天，放映的是美国影片《神秘女侦探》，由美国女影星爱丝苔莱泰梦出演。该片记述一位妙龄女郎因受不白之冤，致使感情破裂，后几经周折，其冤得昭，终和有情人喜结连理的故事。“天宫影院”在日本侵华时期曾被日本影片公司朝籍人士杨朝华强占达5年，1945年收回。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坚持为广大群众提供观影服务，专放映复映影片，票价低，很受观众欢迎。

　　五、天津最大的“天露茶社”

　　“天露茶社”位于“天宫影院”旁，占据滨江道与和平路的把角处，饮茶时可看电影广告。“天露茶社”先由朱经理管理，后由“天宫影院”经理张连文兼任。这里分上下两层，楼下是散座，100多个座位，楼上是雅座，80多个座位。因为座位多，每天茶客川流不息。在茶社服务的，多系十几岁的“茶童”，劳动量大、收入少，因此茶社获利丰厚。这里偶尔有小型曲艺、杂耍演出，但以饮茶为主。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家天津最大的茶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天会轩戏院”上演“文明戏”

　　“天会轩戏院”是设在5楼的小型剧场，经理张恩荣，茶房仅五六人。“文明戏”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由天津曲坛的“十样杂耍”演变而成。其形式是把话剧和京剧的表演特点结合，有说有唱，不仅有鼓曲和相声，而且有杂技、戏法和魔术。在此演出的有小侠影、张笑声和王慧影等人。上演的剧目有清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大刀王五》、时装戏《一瓶白兰地》（根据天津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名作《红杏出墙记》改编）。

　　文明戏的剧目不多，大概只有十几出。清装戏的剧目都是以清末民初期间民间流传的时事故事为题材，如《宦海潮》《渔家女》和《锯碗丁》等。剧情大多是抑恶扬善，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以大团圆结局。文明戏以京剧的文武场伴奏，采用京剧的唱腔，对话用京白不用韵白。唱与白三七开，已向话剧方向发展了。可是每出戏都分几集，每日只演一集，所以上演一个月也不会重复。为了使戏演得持久和火爆，剧中夹杂不少插科打诨式的笑料，看起来类似现在的喜剧小品，许多笑料影射当时的社会黑暗。虽然文明戏深受观众欢迎，但剧团开支庞大，收入有限难以维持。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以话剧或笑(喜)剧作为曲艺的大轴。因为演剧者都是前场的曲艺演员，双栖演出一举两得，也成为津门曲苑的独特土产。1940年前后，文明戏已不太受欢迎，虽然演些曲艺节目，也影响不大，遂结束。

　　七、“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

　　天纬台球社有两个场地，经理李宝林。一个是大天纬台球社，位于3楼临和平路一侧，内有可供四人打球的大台球台3张，供两人打球的小台球台12张，另有乒乓球台子3张。一个是小天纬台球社，位于临滨江道一侧，内有大台球台1张，小台球台5张。营业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夜间十一二点。服务员共有十多人，茶房头四五人。当时有女服务员，称为女招待。小天纬台球社于1940年停业。大天纬台球社1956年迁入5楼“天会轩”原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和同事曾到“天宫影院”看复映片，散场后凑上大概3角钱，能打一小时乒乓球。

　　“天纬地球社”位于4楼临天祥商场一侧，实际是老式保龄球运动。保龄球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十三世纪的德国，因为它的豪华装备和运动消费，当时被人们称为“贵族运动”。这里建有6条菲律宾木的设备和球道。有十多位服务员，身穿白大褂，胸前佩戴印有红色号码的圆铜牌，负责陪着客人玩。当时接待的主要是侨居天津的外国人。日本侵华时，“天纬地球社”营业不振，1944年被拆除。

　　八、“天外天屋顶游乐场”

　　“天外天屋顶游乐场”占据6楼屋顶和7楼平台，是天津规模最大的屋顶游乐场，每到夏季向游人开放。人们在避暑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类文艺节目，如京剧、评剧、曲艺、杂耍、露天电影等。游乐场还备有各种冷热饮料、中西餐点，确实是一处闹市中的消夏胜地。游乐场在日本侵华时停业，直到1956年才又恢复开办了几年。其中最大型、影响最广的是“联合屋顶游艺场”，设在劝业场和天祥商场的房顶。票价1角5分、2角5分。内容有相声大会、杂技、魔术、京剧、评剧和曲艺。记得当时露天电影放映的有《海魂》《椰林曲》《寂静的山林》《铁道卫士》等。还有一个舞场，配小乐队，票价3角（含门票）。

　　九、我与“八大天”的缘分

　　新中国成立前，“天会轩戏院”和“天纬地球社”已经停办。但“天华景戏院”一直是中国传统戏剧的大舞台，“天乐戏院”一直是中国传统曲艺的大舞台，“天宫影院”一直是影迷的大舞台。我在“天纬台球社”打过乒乓球，每小时3角，是我和同事凑钱玩的。第一次到“天外天”是父亲带我去的，后来和同事又去过，看了京剧和曲艺，看了露天电影，吃了“康乐”冰棍，那热闹的场景，欢乐的气氛，永远难忘。

　　父亲是戏迷，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常带我到“天华景戏院”看京剧和越剧。我曾在春节期间，在这里看过两次折子戏和武打戏，如《三岔口》《挑滑车》《空城计》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对劝业场更熟悉了，有时到了周日，我就到劝业场疯玩一天，最喜欢去集邮柜台和旧书店，主要是去换邮票和淘旧书。记得某个秋天的上午，我一进劝业场大门，先奔四楼的邮票柜台。主要不是买邮票，而是换邮票。先看看柜台的外国邮票，都是整套的，买不起。这时，周边的青少年“邮友”也陆续到了。主要是调剂、交换“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接着，转移阵地，到2楼的“旧书店”，这里的书是开架出售的，封底写着售价。翻找价格低廉的旧书，是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因我家原籍绍兴，喜欢越剧，家里人让我寻找越剧方面的图书。我曾在那里找到一本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越剧曲调》，连词带曲，内容丰富，八成新，原价5角5分，我只花1角钱就买到了，大喜过望。到了中午，我会到附近的“陆记面馆”吃碗南味汤面，也可能到“万顺成”吃点津味小吃。

　　饭后，我又回到劝业场，到楼上的“天乐戏院”，看计时收费的曲艺演出。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出每10分钟收3分钱，和平、南开区曲艺杂技团的演出每10分钟收2分钱。进、出场时间一般以四舍五入计算。观众可以根据节目内容随时进场、离场，这种接地气、沉浸式的出演方式，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人回味无穷。1961年，“相声大会”最受欢迎，但票不好买。1963年后是以综合场为主，有相声、曲艺和杂耍。我在这儿听过骆玉笙、王毓宝的唱段，也听过常宝霆、白全福的相声。有时为了听名家相声，我先在外头听着报节目，不喜欢这段就不进，有喜欢的“角儿”来了才赶忙进去听。从“天乐戏院”出来，我赶场到4楼，看一场复映影片，票价1角5分。而对面的“光明影院”，首映新影片是3角5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结识了著名相声、评书演员王文玉先生，他是北方曲校的老师，长我8岁，毕业于河北大学，是我在了解天津地方文化方面的良师益友。1997年，王文玉、安迅、刘金泉共同著作出版了《劝业场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王文玉先生曾录制长篇评书播出，并赠书给我。随着我对劝业场的了解越来越多，这本书成了我的案头书，常读常新。机缘巧合，2021年，作为志愿者，我参与了刘春芬女士“百年劝业博物馆”的创办，并担任讲解团团长，向大家介绍我心目中的劝业场。

　　预计今年年底前，从小就陪伴着我的劝业场和“八大天”，又要开门迎客了。在这个“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新时代，“修旧如故”的劝业场老厦、焕发活力的“八大天”演艺基因，以及浸润百年的历史人文资源，共同延续着我们的城市气质和商业面貌。而见证了天津近代商业变迁的劝业场，也将续写其跨越百年的繁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