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纪念日；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祭日。回望90年前天津《益世报》追悼鲁迅先生的往事，感知天津报人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哀悼，藉以纪念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次日，《益世报》便开始全方位报道上海筹办鲁迅后事的系列消息，以及北平学界与文化名人的反响。《益世报》副刊编辑立即向文坛著名学者、进步青年约稿，并于11月1日出版了《益世报增刊》“追悼鲁迅先生专页”，刊发了朱自清、叶公超、许寿裳、黎锦熙、梁实秋的文章和许丹的诗《哭周豫才兄》。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是朱安女士的亲戚，与鲁迅先生只见过三次面。鲁迅逝世次日，他到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寓所慰问朱安，并在日记中写道：“昨日鲁迅先生逝世。”“吊慰鲁迅太太。”24日，他在清华大学“参加鲁迅追悼会，并发表演说”。而他在《益世报》发表的悼念文章《鲁迅先生会见记》，竟然成为他的集外佚文，未能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12卷本《朱自清全集》。虽然《鲁迅先生会见记》曾被改题目为《我和鲁迅》，收入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轶事》一书中，但是朱自清《日记》中并无记载，或对此事并不知晓。

　　北京大学教授叶公超是新月社成员，与鲁迅先生没有交往，但是，他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中，从学术角度，充分肯定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

　　许寿裳是鲁迅先生的老友，他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以鲁迅作品为例，阐明“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他敢正视人生，冲破黑暗，指出国民性的缺点”。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揭穿假面，毫不留情”，“主张韧性的战斗”。许寿裳号召读者：“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愿我国民一齐奋斗，汉奸自然应该打倒，逸民气也万不可有，这才是真正的纪念鲁迅！”

　　北京大学教授梁实秋也是新月社成员，曾与鲁迅先生论战数年。鲁迅逝世后，他应编辑之约，寄来了态度平和、言辞中肯的纪念文章《关于鲁迅先生》，他承认鲁迅“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上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他希望鲁迅先生的亲友赶快“搜集鲁迅先生的信札遗稿”，“编写一部详尽的传记”，“编印他的全集”，他说：“有许多材料不早着手整理就容易散佚。我盼望鲁迅先生的亲友不要忽略这一点应尽的义务”。梁实秋的这篇文章，至今少有人谈及。

　　此外，同一天的《益世报·文艺周》副刊，同样是“追悼鲁迅先生专页”，刊发了周学普、王余杞和王亚平的悼念文章。周学普是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写作了《悼鲁迅》一文。王余杞是一位多产的左联作家，抗战前在天津工作生活七年，曾创办《当代文学》月刊，刊发左翼作家作品，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他描述天津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海河汩汩流》就是在《益世报·语林》副刊连载的。他在《悲愤——因鲁迅先生的逝世而作》一文中，忆述了1929年8月9日，他利用在沪宁铁路局实习之机，经郁达夫介绍，到上海闸北的景云里拜访鲁迅先生的往事。他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唯一的巨人，“这个巨人，他曾为大众尽力，大众必然对他永世不忘；他将与大众同在，永无穷期”。王余杞的预言早已变成现实。

　　王亚平是现代著名诗人，他在《为追悼鲁迅先生更进一解》文章中，从伟大的人格、著述的勤苦、热诚与胆量三方面，谈了对鲁迅先生的认知，他说：“我们要把他这种过人的光荣、伟大的精神，发扬光大，使不死的人好警惕自己，做为大家的师范，继续他开辟的血路，一致团结向前进发。”此文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王亚平选集》，在《王亚平年谱画传》中也未曾提及，应该是集外佚文了。

　　1936年11月2日，《益世报·文化生活》副刊，发表了清华大学学生魏东明的《纪念鲁迅先生》、北京大学学生魏伯的新诗《悼鲁迅先生》，均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惋惜。抗战期间，魏东明与魏伯肩负着时代使命，投身革命文艺工作，成长为解放区文学作家，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寄予的厚望。

　　以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数篇哀悼文章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他的景仰。报纸是注重新闻性、时效性的，终因版面所限，有些悼念文章未能刊发。编辑表示“代为保存”，待鲁迅先生周年祭时，“还要借重”。不曾想次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益世报》被迫停刊，编辑的愿望就此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