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河水是向西流的。这世上的水大多向东流，它偏要往西去，我总觉得，一条河若执意背过身去，必是藏着什么不肯说的心事。河岸上绿着，绿得从容，花也开得不管不顾，车子们沿着公路来来去去，竟都轻手轻脚的，像是怕吵醒了谁。我站在岸边，忽然听见远远的歌声飘过来，“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那调子悠悠的，仿佛不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倒像是河水自己哼唱的。

　　我和先生都是年过七旬的老兵。建党一百周年的那个春天，我俩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自驾重走长征路，了却多年的心愿。我们首先来到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于都河畔。

　　导游朱青珍是个年轻女子，高挑个头儿，白白净净，眼睛亮亮的。她领我们到一块石碑前，上面刻着“长征渡口”四个字，笔力很沉，是杨成武将军1983年时写的。此刻平静的于都河水面上，几排小船拴在岸边，船舷碰着船舷，发出极轻微的响声。青珍说，当年就是这样的船，昼夜不停，整整运了三天，她小爷爷参加红军就是随大部队从这里过的河，踏上万里长征路的。

　　河岸上一座纪念碑立得高高的，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青珍说那是红军出发的日子——1934年10月18日。碑身是两面帆的形状，鼓鼓的，像是正要启程的红军。

　　我们坐在树荫底下，青珍才讲起她家的事。她说，于都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她爷爷也是红军，在赤卫队里当过区长，后来做了指导员。大部队撤走那天，爷爷去前沿换防，结果受了伤，被敌人抓了去。那些人问他红军的去向，他不说。青珍说到这儿停住了，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耳朵和舌头……都被割了。”她的声音细得像根线，“最后……砍了头。爷爷牺牲的时候只有30岁，家人没能找到他。”

　　河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噤。青珍的爷爷牺牲时，家里三个孩子，大伯只有9岁，父亲6岁，叔叔3岁。奶奶因伤心过度，不久也离世了，是堂伯把三个孤儿领回去的。

　　“小爷爷比爷爷小9岁。”青珍吸了吸鼻子，“他20岁参加红军，第二年就跟大部队走了。1953年，家里收到两张烈士证，小爷爷的那张上面只有五个字：北上无音讯。”

　　五个字。一张薄薄的纸，就概括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青珍说小爷爷没成家，家里便把叔叔过继给了他，算是续了香火。她说到这儿终于哭出声来，我和先生也都红了眼圈。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碎碎的，落在她抖动的肩膀上。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有块石碑，一面刻着“长征源”，另一面是周恩来当年发出的感言。青珍说当年架浮桥缺木料，有位七十多岁的曾大爷把给自己预备的棺材板都搬来了。红军不肯收，老人家急得跺脚：“于都人民只要有一口粮食，就给红军吃；只要有一件衣裳，就给红军穿；只要有一件东西红军用得着，就得给红军用！”周恩来得知后很是感动，发出一句感言：“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我伸手摸了摸那石头，糙糙的，热热的，像是还带着老人家的体温。

　　后来我们又去了长征沿途的多处旧址。在那些地方，我常常想起于都河的水，它那么慢，那么静，却载走了那么多的人。那些人里有青珍的爷爷，有青珍的小爷爷，还有许多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渡过河去，再没回来。

　　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在想，那些种子是什么呢？大约是于都河畔的月光，是曾大爷的棺材板，是青珍家那两张薄薄的烈士证，是千千万万双草鞋踩出的路。它们种在时间里，慢慢地，慢慢地，就长成了今天的日子。

　　离开于都那天，我又去河边站了一会儿。水还是向西流着，不慌不忙的，像在赴一个很远很远的约。我忽然明白，它背过身去，不是要离开什么，而是心里装着太多太重的东西，怕我们看见它的泪。

　　河水流着，流着。西边是落日，红红的，圆圆的，像一枚盖在天地间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