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庄约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是天津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营建的私家园林，兴盛于乾隆年间，被誉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之一。水西庄是天津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也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现，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相依相存，在天津园林史和文化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关于查氏水西庄的建园，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元龙在《水西庄记》中说：“天行（查日乾），夙负异才，抱远识，少游京都，乐津门之雄且沃。遂卜居有年。暇日，流连水次，有会于心，乃选材伐石，辟地而构园焉。既成，亭台映发，池沼萦抱，竹木荫庇于檐阿，花卉缤纷于阶砌，其高可以眺，其卑可以憩也。津门之胜，于是乎毕揽于几矣。遂名其名曰水西。”此后，查氏不断对水西庄进行整修和扩建。乾隆十二年（1747）兴建“小水西”，乾隆二十三年（1758）复在园之偏扩建“介园”。清高宗弘历出巡，曾留住于此并即兴赋诗。一次春末夏初，园中紫芥盛开，他赏画赋诗，挥笔题名“芥园”。

　　水西庄方圆百亩，凭河造景。园门之前有一牌坊，进门一道溪流，上有红色板桥，连通园中诸景。在造园构思上，选择了“面卫水，背枕郊”“近村仍近郭，通衢宜骑复宜船”的地方作为园址，可谓相地合宜；“斧白木以为屋，不加丹垩”，以人为之美入天然，可谓立意精当。园中共有景点30多处，每一景各有特色，绝不重复。“揽翠轩”清幽典雅，“枕溪廊”曲折萦回，“数帆台”视野开阔，“绣野簃”竹影婆娑，“一犁春雨”玲珑剔透，这些景点，或为读书之处，或作休憩之所，说不尽的文雅风致。

　　当年的水西庄宾客如云，人文荟萃。故时人有“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之颂。一些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史学家、诗坛领袖，如陈仪、英廉、陈元龙、钱陈群、杭世骏、吴廷华、万光泰、厉鹗、陈皋、汪沆、刘文煊、朱岷等，或往来于水西庄，或寄居于水西庄。在水西庄，查为仁曾与著名文学家、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厉鹗共同笺注南宋人周密选编的南宋词集《绝妙好词》，因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故被收入《四库全书》。有的学者曾这样概括：水西庄是盐商文化的结晶、园林文化的精品、南北文化交流的窗口、津门儒雅文化的总汇。

　　随着查家的衰落，又历经两次水患，后又遭遇八国联军入侵后兵害，至晚清民国，水西庄唯余断垣残壁。可是，在随后的二百多年中，天津及外地文人学者咏颂水西庄的诗词竟代代不绝。水西文化延续不断，笔者粗略统计，自清嘉道以来，天津诗文集中，仅有关水西庄的诗词就有三百余首。

　　水西庄在嘉道时期虽尚存“未门静锁对寒流，一片蝉声古院秋”的面貌，但确已给人“风日萧闲人迹少，绿杨空抱水边楼”的凄凉（见《津门诗钞》卷二十）。当时，天津学人梅成栋为弘扬水西庄文化，曾在这里发起组织梅花诗社，集合诸名士于其中饮酒赋诗。许多名人游此故地，触景伤情，写下了不少咏怀水西庄的诗词。水西庄于同治年间亭台楼榭已全部倾圮，夷为菜园，唯山石嶙峋，与乾隆御碑并峙。此时，严修等倡议复兴该园，然未竟其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水西庄迭遭兵燹。庭院被踏几尽，虽存胜地之名而实无旧构。其间，文人诗家的水西庄诗作常流露出一种哀叹与愤慨。

　　清末民初天津学者高凌雯《衣补集》中有《芥园书概》四首揭露了官家对水西故园的破坏。上世纪30年代初，严修之子严智怡通过中山公园董事会组织“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并获省府批准；后因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其愿望未能实现。在此期间，文人墨客在水西遗址举行的觞咏小聚及吟咏水西庄的作品始终不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城南诗社的雅集与唱和。为纪念水西庄当年的人文之盛，该社社友几乎每年重阳节都来此聚会，凭吊遗址、观览遗物、赋诗纪实兼抒情，有时还将作品汇集成书。笔者藏有《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和《乙亥重阳雅集诗录》各一。足见他们对水西庄人文的眷顾。

　　水西庄作为清代天津历史文化的高峰和儒雅文化的代表，是天津城市文明的标志，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浸润积淀形成的，也是津派文化的一种体现。赓续水西文脉，在天津文化发展史上，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理人文现象。记得张伯驹先生民国时期在言及天津的诗词创作时说道：“终古海河任枯竭，只应流不尽心源。”一代又一代的诗家文人之所以赋诗填词，对水西庄千呼万唤，并非是出于复古、厚古，而是在呼唤和倡导一种文化，一种代表古代天津文化的深层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