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天津，凭着河海之利，不仅是京师门户、畿辅重镇，更成为北方的商业大都会。各地商贾云集，货栈林立。随着商业的发展，一种地域性的公益组织——会馆，开始出现。天津会馆之始，可追溯至清康熙时浙江人在原镇仓关王庙旧址修建的乡祠。

　　山东会馆在天津设立较晚，而作为同为运河沿岸大码头的山东济宁，很早就在天津设立了会馆。据《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山东济宁会馆在北门外迤西崇福庵内，需费系该府、州二属官商捐助。”1989年，天津市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位于小伙巷粮店街的济宁会馆旧址内，征集到石碑两方。其中一方文字漫漶严重，但有明确纪年为“康熙丙戌”，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另一方碑，据《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一书：“《济宁会馆助洋碑》为山东同乡会所立，立碑具体时间不详……石碑为嵌墙碑，高68.5厘米、宽71厘米、厚6.4厘米。碑文楷书。”

　　该书讲立碑时间不详，是因碑文没有明确时间落款。但此碑文字清晰，记载了当年修缮济宁会馆、相关人员捐赠钱款的数量和捐款用途的详细开支。笔者拟根据捐款人员情况，对立碑时间做一考证。为便于行文，将部分碑文迻录于下：

　　收入捐款数目列后：靳总理翼青助洋伍百元；褚督办蕴山助洋伍百元；潘居士对凫助洋肆百元；熊省长润丞助洋壹百元；周道尹敬甫助洋叁百元；吴道尹韫山助洋壹百元；曹县长少坪助洋壹百元；谭处长淞艇助洋壹百元；张统领汉臣助洋捌拾元；王道尹慕周助洋壹佰元；王司令景韩助洋叁拾贰元；刘处长韵樵助洋捌拾元；庄先生乐峰助洋壹百元；吕会长静之助洋捌拾元；骆先生千堂助洋壹百元；黄先生深父助洋壹百元；李处长西亭助洋捌拾元；郭先生捷三助洋伍拾元；刘先生锡三助洋伍拾元；以上共收现洋贰千玖百伍拾贰元正。

　　碑文中“褚督办蕴山”，即奉系军阀褚玉璞，其于1929年9月在山东被杀。另一位“周道尹敬甫”，即周仁寿。1924年任胶东道尹兼烟台交涉员，1929年升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二人的卒年，此碑建立年代应不晚于1929年。而褚玉璞是在直鲁联军打败国民军后，于1926年3月被当局任命为署理直隶军务督办的。根据碑文“督办”的尊称，此碑年代不会早于1926年3月。又据1926年9月19日《大公报》载“保护济宁会馆”消息称：“天津县公署昨致警察厅函略云：‘迳启者：案准，济宁会馆值年潘守廉等禀称，查济宁会馆前因年久颓废，募款重修，曾经呈请布告照料弹压在案。今工已告竣，又经县长补发红契，而济宁会馆之根基巩固矣……’”因碑为嵌墙碑，立碑一定在工程全部告竣之前。因此该碑镌刻设立时间当在1926年4月至9月之间。

　　《大公报》新闻中提到的济宁会馆值年潘守廉，即碑刻中的“潘居士对凫”。潘是山东微山县人，其时正寓居天津。1927年初，其主修的《济宁直隶州续志》刊刻出版，赞助人即为靳云鹏、熊炳琦，也就是碑中的“靳总理翼青”和“熊省长润丞”。靳云鹏两次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晚年在天津英租界做寓公。其旧居在今四川路2号，现为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熊炳琦，山东济宁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和参谋学堂，曾任山东省省长。去职后，熊炳琦在天津经营实业，投资经营天津利中酸厂。潘守廉曾组织山东旅津人士成立“鲁省灾赈协会”并在南市召开大会，支援救助家乡灾情。碑刻中最末的捐款人“刘先生锡三”，则是天津著名老字号“盛锡福”创始人。刘是山东省掖县人，早年在美商美清洋行当职员，1911年，与他人在估衣街归贾胡同南口合开盛聚福帽庄，后为独资经营，将商号更名为盛锡福帽庄。碑刻中非山东籍的“庄先生乐峰”，则于1927年，在英租界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天津公学”，即今之耀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