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天津文庙已历经590年。明正统元年（1436）天津卫学的创立，为当年的军卫之城迎来崇文尚雅的标志性史事。

　　为了建学，而不是以卫所弟子去静海县学借读的变通，应付相关指令，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捐卫署东边住宅一所。一城驻三卫，左卫朱胜肯出头，出主张，还捐房子，天津卫记住了朱指挥的这个好，直到清康熙时，大成殿祭祀后分胙，供品猪头必给朱胜后代分一份。此其一；其二，三卫同城，依坐北朝南的方位格局，右卫卫署在西城，左卫卫署在东城——左卫指挥捐房之举，决定了文庙选址：东城。文庙邻近东门，后来的武庙选址西城，正与古代“文东武西”观念相应合。

　　初创起步，先立学舍、授课业，所以天津文庙的第一通碑，刻的是《创建明伦堂记》。正统十二年（1447），大成殿落成，庙学合一，规制始备。关于大殿孔子像，明代《河间府志》记，“景泰五年（1454）始塑像行祀”。天津文庙赶上了“塑像以祀”，至“嘉靖间易像为主”，朝廷推行以木主神牌替代塑像。及至清康熙，允许文庙供奉先师像，于是塑像、木主同奉，渐成常态。在这常态里的天津卫学，雍正年间随着城市经历变化。天津卫改州，卫学成了州学；直隶州升府，雍正九年（1731）州学又改为府学；三年后，府学西侧新建县学——府庙、县庙并立的范式，留存至今。

　　同治《续天津县志》记大成殿的御制匾额，从“圣祖仁皇帝”康熙，至“今皇帝”同治，七帝七匾，依次录下，只是粗心出错，把康熙的、道光的，混淆误置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北京文庙大成殿，“并颁发直省学宫”。由此开始，皇帝为文庙书匾成惯例。雍正五年（1727）御书“生民未有”匾额，乾隆二年（1737）御书“与天地参”，嘉庆四年（1799）御书“圣集大成”，道光九年（1829）御书“圣协时中”，咸丰元年（1851）御书“德齐帱载”，连同同治元年（1862）所书“圣神天纵”，《续天津县志》所载御匾，就是这样陆续悬挂于大成殿的。光绪初，又增“斯文在兹”御匾。

　　这些匾额遭厄运，是在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秀才刘孟扬亲历那场灾难，写下“变乱纪事”，书中记：“圣庙大成殿累朝御匾，亦均为日兵焚毁。”日本处于汉字文化圈，对孔庙及御匾的文化意义并不陌生。侵略者下狠手，烧匾额，用心可谓歹毒。占据文庙的日军，把这里当作马厩。极具侮辱性的行径，引起津门文化人的抗议。

　　据民国《天津县新志》所载，文庙的碑记，明代4篇，清代9篇，年代最晚的《上丁礼乐碑记》，光绪三十年（1904）镌石。碑文记，历经庚子劫难，府县文庙“宫墙无恙而钟簴缺如”，知县唐则瑀“与乡之贤士夫搜讨仪文，详稽掌故，于礼乐之器缺者补之，敝者新之”，以求上丁祭典“与平时无异”。

　　清朝制度，每岁春二月、秋八月第一个丁日祭孔子，称为丁祭。在地方，这是“守土正印官”的官祭。天津府、县同城，文庙两座，丁祭之时，知府一众、知县一众各得其所。雍正五年之前，官场有“祭丙”惯例，督抚、学政之类高官，先一日在丙日祭祀。天津府县双庙建于此后，未见“祭丙”的故事。然而，津地民间却有“诞祭”风俗。

　　上世纪30年代，《天津政俗沿革记》载录清代岁时风俗：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乡人遵制奠献，谓之“诞祭”。初时在县文庙行礼。后来，因春秋两丁，地方官致祭；孔子诞祭听任民间自祭，用事于庙，于制未合，遂借会文书院举行。书院废后，又复行于文庙。撰写者王守恂特别强调，“此应郑重以记之者也”。官祭之外，民间也要有表达的仪式，进不了大成殿，就在与文庙一墙之隔的会文书院举行。崇文重教，民风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民间还有文庙洒扫社、与祭社，同治县志记载。前者由秀才陈鼎元创立，“在社者月捐钱百文，朔望拈香”；后者由秀才郭杰创立，“在社者月捐钱六十文，为春秋丁祭聚集之用”。光绪年间《津门杂记》载，春秋两次丁祭，除官项照例备办祭品外，与祭社捐备大小彩灯，以崇祭典。辛亥革命以后，与祭、洒扫两社合一，参与文庙丁祭。1928年4月，与祭洒扫社排定《文庙朔望拈香轮值次序》，轮值者有华世奎、林兆翰、赵元礼、李金藻等名流。1935年，崇化学会带着国学讲习班进了明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