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选才任官方面，历经了从门阀士族制向科举制的演变。门阀士族制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直到隋唐，按门第等级区别选拔人才，任用官员。寒门弟子要进入仕途，难于上青天。科举制度，则萌芽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于明，衰落于清，至1905年终废除，对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科举考试难度之高、取录率之低，依然“难如登天”。从童生到进士第，要经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四试”。有人算过一笔账，从院试到会试，从秀才到进士，综合概率为0.00043％。

　　据《清文献通考》统计，全国平均每届录取秀才约25000人，同期适龄读书人约500万，院试晋级率仅为0.5％。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南乡试为例，应试秀才18236人，录取举人114人，通过率仅为0.63％。据称，会试晋级率为4.3％。

　　令人咋舌的，还有考试成本。考期时间长达数天，考生需自备笔墨、蜡烛、食物；每场考试中途不得离场，只能在平均1.3平方米的号舍活动腿脚；古时交通不便，舟车劳顿，无论远赴省城的乡试，还是远远赴京城的会试，其交通、住宿和饮食费用，加之时间成本、安全成本十分高昂。

　　古代科举之路充满艰难险阻，诸多历史名人亦曾深陷科考泥沼，如杜甫、归有光、曾国藩等人，皆曾经历科场失意之痛，难以尽数。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虽考中举人，却在会试中屡次落第。后人记载其“七赴春闱，皆不第”，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近六十方得中进士。曾国藩亦曾七次科考落第，其在《曾国藩家书》中自述“每出闱场，如大病初愈”，坦言科场挫败之痛。

　　尽管科举考试难度极高，寒门子弟仍可通过苦读实现阶层跃升。一旦考中秀才，即享有“国子监生”身份，可穿戴特定服饰，佩戴朝廷特许的腰牌；见官无需下跪，只需拱手行礼；秀才虽每月领“廪膳银”二两左右，可够一家三口吃上半个月，况且还享有免除“抽胥钱”、全家公粮和两个人的徭役等特权。当然，中了秀才，就有望中举人，才有望中进士，一举成为天下知，一跃龙门身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