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与诗歌相伴的，诗歌是青春最好的表达。青年时，我以为只有诗人才写诗，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若干首诗的我，心里难免有点得意。一次，和报社的一位女同事聊得投缘，她拿出了一个日记本，说：“这本子是第一次给别人看，千万给我保密啊。”不经意间翻开这本日记，我惊呆了：许多篇章都是诗歌啊！有的诗句看一眼就被“震”到了，真的是好诗。我问：“这么美的诗怎么不拿出去发表？”她笑了，说了一句“诗”样的话：“我瞎写的，只留给自己看，现在，有了一个知音。”她是在夸我吧？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作家王蒙不是诗人，但他在19岁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时，开篇就是一首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我的青春，也是从写诗开始的。我在《留恋的张望》散文集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大约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好，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因为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2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三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我赶紧转身逃离……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我得以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记得他给我那首“长诗”打了65分，一会儿又主动说：“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说完，他先笑了。
这首诗写的什么呢？虽然它明显带着模仿贺敬之、郭小川、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阶梯诗”的痕迹，但今天读来，我仍有一种青春的涌动——
天山的雄鹰呵，
你们为何
扑打双翅
唤来飞雪，
莫不是
要让冰峰洁白？
南来的大雁呵，
你们为何
组成利剑
一字排开，
莫不是
要把白云剪裁？
奔腾的河流呵，
浩瀚的江海，
你们为何
激起浪花
水拍云崖，
莫不是
源头引下银河来？
……
自此，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臧老的客厅经常是高朋满座，我不约而至，得以碰到过贺敬之、柯岩、刘征、程光锐、袁鹰、钱世明等大名鼎鼎的人物，臧老总是热情地介绍道：“培禹同志，我的小朋友。”郑曼阿姨则加一把椅子，让我入座。先生待我如亲如故，与我谈诗、论文、说人生，他告诉我，写作先做人，文字要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要扎根大地，贴近人民。他那句“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青春前行的漫漫长路。从那时起我便懂得，我的笔，不只为自己而写，更为人间烟火、为平凡生命、为心中热爱而写。这份嘱托，我记了一辈子，也守了一辈子。
青春色彩最浓重的一章，写在19岁高中毕业后插队下乡的顺义谢辛庄。离开京城，田野、泥土、炊烟、老乡，构成了我青春最真实的风景。白天下田干农活累得贼死，夜晚在昏暗的灯下读书写作。村边那条无名的小河，日夜潺潺流淌，伴着我的喜怒哀乐，载着我的青春过往。多年之后，我写下散文《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
它是那样的美丽，清清地从村子旁流过，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河面变宽，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是我们叫它湖，贫下中农称它“泡子”，它的确太小了，小的连个名字也没有。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全然不知。可在我们眼里，它真的很美：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三夏”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捧起清凉的河水擦擦汗，涮涮镰刀，顿感一身轻松。女生总能最早适应环境，她们的做法也比男生胆大。一天傍晚，我和同宿舍的立成、吴川往河边走，被一位大嫂拦住。她说，你们不能过去！为什么？大嫂郑重地说，你们的女知青在洗澡呢！“洗澡”，就是游泳，这个我们知道，但还是红了脸，心里一阵狂跳！冬天大雪纷飞，队里歇工了，我们班那几位漂亮女生竟穿上冰鞋，在湖面上滑起冰来。她们轻盈的身影，欢乐的笑声，能不迷倒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们吗？
文尾，我发自内心地流淌出这样的句子：“那条小河，只有谢辛庄有；那时的青春，只有我们确认。”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编辑董小酷老师。她不仅在版面头题位置安排见报，还保留了文尾“赘语”，她是作家的知音。
这篇散文荣获了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那条谢辛庄的乡间小河，便从我的记忆里，流淌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意象。我深知，最动人的文字，从不是来自空想，而是来自脚下的土地，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
198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成为《北京日报》社的新闻记者。从此，青春的笔，便与时代同行。记者的生涯，让我行走四方，深入基层。我用笔记录时代的变迁，书写普通人的坚守，传递生活中的温暖与力量。在新闻与文学的交融之中，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以青春激情为底色，以新闻之眼观世事，以文学之心写人生。
作为记者，首先要完成好采访任务，而我胸中不熄的青春之火，使我不止步于完成任务。1991年电影《焦裕禄》上映，我在完成报道任务后，千方百计“追”到李雪健，在他家长谈到深夜，他妻子于海丹见我们谈兴愈浓，默默地做了方便面。报告文学《走进焦裕禄世界》交稿了，报社领导拿出一个整版刊登。由于是独家文章，全国众多报刊转载。这篇报告文学当年还荣获了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此刻，我愿意说，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与雪健和海丹成为挚友，三十余年一路走来。
我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和长城握手》和在《中国艺术报》发表的《我从天安门前走过》，也暗暗涌动着青春激情。我写长城，从“握手”开篇——
晨风中我站在古长城的垛口
思绪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
长城啊，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砖石
你知道吗？我是在和你紧紧握手
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
握手，十指连着心头
……
《我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其中一段，记录了我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国庆之夜。那是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我在稿件的开头写道：“缀在西天的晚霞还没有退尽，天安门广场就汇集成欢乐的海洋。晚上七时整，联欢晚会拉开了帷幕。顷刻，广场上二十万男女青年同时跳起了集体舞。色彩斑斓、奇幻多姿的夜空下，青年们围成了一个个舞圈儿，欢唱着，雀跃着。”我从位于东单的报社一出门，就汇入了人们欢乐的海洋。一支支团队看到我胸前红色的记者证（北京日报只有一个晚会报道记者名额，重任交给了我），纷纷打招呼，希望我能把他们写进报道中去，有人问：“你能进入广场中央吧？”“能！”我大声回应着，脚下的步伐变得欢快、轻松。临近金水桥东侧，忽然听到有人喊着我的名字，哦，是我们北京日报社的团队！本来我也参加过几次集体舞的培训，立即被同事们拉进了跳舞的阵容。乐曲响起来了，那是我熟悉的云南民歌“阿细跳月”。正值青春，我顷刻被那欢快、动听的旋律感染了，被那优美、激越的舞姿陶醉了。那是无数快乐的青年们在天安门广场拉起手，围成圈，尽情欢庆共和国生日的一个不眠之夜。集体舞是交错行进式的，一段乐曲结束，眼前就会出现新的舞伴。当时我觉得对面我们报社的女生一个个都像阿细姑娘般美丽。舞曲间歇，我有点卖弄地说，阿细跳月的故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可邑村，我曾去那儿采访过。“啊，真棒！”大家欢笑着。
“轰隆隆！”第一束节日礼花施放了。我在见报稿中写道：“七点五十分，节日的礼花腾空而起。第一束越上夜空的叫‘红连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无数串乘着降落伞的红火球挂满节日的夜空。随后，五颜六色的连珠花‘庆胜利’在‘宫灯’群中欢唱着、升腾着、燃烧着。‘万山红’和‘红菊’竞相怒放，像是把晶莹璀璨的红宝石漫空播撒；金灿灿的‘黄牡丹’、绿莹莹的‘春风杨柳’以及‘葡萄满园’、‘瑞雪丰年’等争奇斗艳。首次在天安门上空出现的彩色激光，红、黄、蓝、绿的光束交织闪烁，变幻无穷。这一切，仿佛把狂欢之夜的人们带入了‘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绛台’的仙境之中……”写这段文字，我提前做足了功课。我还现场采访了集体舞的编导之一段世学，歌唱家蒋大为、德德玛，日本青年太刀川登等，把他们写进了新闻报道。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国庆之夜、青春之夜啊！
三十多年间，我为我供职的报社赢得了五个“中国新闻奖”， 在编辑岗位上荣获了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退休后，我一点没有“老”的哀叹，也没有工夫哀叹。我给自己起了个词：“青春晚期”，提醒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再多写几篇好文章。从第一本书《走进焦裕禄世界》问世，到散文集《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西河渡》《留恋的张望》《生命的一束束折光》等，一部部作品相继出版，其中人物散文集《留恋的张望》还获得了人民日报出版社授予的“优秀作者奖”，并入选“2025百道好书榜年榜·杰出原创影响力图书”。
我的“青春晚期”过得无悔，也算“犹灿烂”吧。
回望走过的路，青春早已远去，可我心中的激情，却从未熄灭。记得1974年，20岁的插队知青李培禹，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扛着半麻袋自己亲手栽种、收获的白薯，去看望恩师臧克家先生。臧老特别高兴，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朗诵了那天刚刚完成的一首诗：“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还我青春火样红！
那条乡间小河依旧在心底流淌，对生活的热爱依旧滚烫。我不追求文坛的盛名，不奢望华丽的光环，只愿做一个踏实的书写者，守着一方书桌，握着一支瘦笔，写人间烟火，写山河岁月，写赤子之心。我的青春诗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脚踏实地的坚定；没有炫人眼目的华丽，却有始终如初的真诚。它写在乡土之上，写在时代之中，写在每一个被真情温暖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