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写一家人的团聚，总爱给日子加上一个定语——逢年过节。

　　其中“逢”与“过”二字，皆以“辵”为意符，本义都与“行走、经过”相关，却又各有所偏：逢，《说文解字》释为“遇也，从辵，夆省声”，意为相遇、遇见，偏重于途中迎面碰见，属于空间范畴；过，《说文解字》释为“度也，从辵，呙声”，意为经过、度过、越过，偏重于行经、跨越，属于时间范畴。一“逢”一“过”，一涉空间，一涉时间，恰如团聚之际，既是与亲人的“相逢”，也是与岁月的“经过”。

　　而我从湖北到天津，是一次空间上的移动，这一移，时间上已经过了十七年。恰逢又过中秋，剥开皮皮虾，尝一口满膏的梭子蟹，又想起母亲为我煎的两面黄灿灿的糍粑来。

　　母亲做糍粑，先是将糯米煮熟，稍微冷却到手能承受的温度。她两手蘸些水（蘸水是为免糯米团黏手），抓起一团糯米饭，在掌间拍打成型，然后放进事先淋过油的热铁锅里，用小火慢慢煎。一面煎好，再翻另一面，两面都要煎得灿黄才行。火候最是要紧：太急则外焦而内寡，太缓则软塌且味淡。母亲煎的糍粑，总是恰到好处，就连边缘的薄处米粒也是焦黄的，咬上一口，又香又脆，令人难忘。

　　说到此，便不能不提起湖北人对女儿的偏爱。若论娇宠女儿，湖北人应该算得上首屈一指——别处重男轻女的风气，到了荆楚之地，似乎总要淡上几分。湖北的父母，说起儿子来未必津津乐道，提起女儿，眼里却常含着笑意。这份偏爱还浸润到下一代：子孙们耳濡目染，自然也把姐妹看得极重，所以与湖北人交往时，千万不能拿人家的姐妹开玩笑。就连姐妹自己，在与人往来时也常先道明：“这是我兄弟。”免得惹人误会。若真有人不知轻重，拿姐妹说笑，人家是要和你拼命的。这份偏爱，不单体现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更体现在一年到头的节令里。

　　子孙团聚的节日，只在三十儿的中午这一顿饭——无论农历年的最后一天是腊月二十九还是腊月三十，我们一律把团年这天叫作“三十儿”。而与出嫁女儿的团聚节日，一年竟有四个：除了正月初二回娘家，还有正月十五、五月的两个端午、八月十五中秋。一年四季，仿佛总有那么几个日子，是专门留给女儿回家的。

　　有意思的是，除了正月初二是女儿女婿主动回来，其余几个节日，都要娘家去接。这一点，我在《湖北人的两个端午节》里已经叙述过。

　　小爹（父亲的弟弟）和堂弟先后走失后，堂妹在娘家这边，便只剩了大哥、弟弟和我家这一门亲。娘（婶婶，小爹的妻子）跟着堂妹、堂妹夫一家过，住在南漳县城，与老家陈家湾相距二十多公里。大哥依旧守着陈家湾的老屋，逢年过节，屋顶上那缕炊烟，就是召唤我们的旗帜。

　　我这些年先是襄阳、又北京、再天津，一路越走越远；弟弟也常年在外谋生，回一趟家都难。接堂妹的差事，自然便落到了大哥一人肩上。他倒也从没抱怨过，只说自己到底是兄弟里的老大，又一直守着老家，这家里的红白喜事、迎来送往，本就该他多担待些。

　　起初，大哥的“接”，是实打实地接。每逢节日头一天，天还没亮透，他就把院里的那辆摩托车推出来，擦亮反光镜，油门一拧，二十多公里的路，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工夫。到了县城，大哥对堂妹说：“接你们回家过节。”堂妹一定会留大哥吃饭的。可若赶上这天家里正忙，大哥便连饭也不肯吃，再顶着风一路颠回陈家湾。进了门，先和嫂子说明一路情况，等第二天堂妹、堂妹夫一家来家，才算把“团圆”两个字落到了实处。

　　可如今，时代到底是变了。节前大哥一个电话打过去，那头应一声，就算完成了“接”的过程。第二天，堂妹一家自己就回来了，还常捎上几样县城的点心、月饼。大嫂做一桌子菜，两家人围坐吃饭、饮酒，在热闹的气氛中说些知心话，直到堂妹、堂妹夫一家带着如天上满月般的心情，回到县城。

　　如今中秋又将至，我在天津剥着皮皮虾、尝着梭子蟹，那满口的鲜甜里，却总缺了一样东西——缺的是两面焦香的糍粑。

　　十七年了，我从湖北到天津，跨过的是一段空间的距离；而大哥从摩托车到一通电话，度过的是一段时光的距离。可无论“逢”也好，“过”也罢，说到底，不过是千里万里，都想着要往一个方向赶——往家里赶，往亲人身旁赶。

　　月亮又圆了。天上的月亮是满的，地下的团圆，也总该是满的。如今，我也成了别人家的女婿，便也暗自盼着岳父岳母及内弟们能打来电话，像接堂妹那样来接我们。可我终究是失望了——爱人说，他们老家山东不兴这个。山东人自有一套团圆的方式：他们会下一锅饺子，等着我们提着月饼，主动回去，与他们团圆。

　　起初我有些失落，觉得山东人不如湖北人疼女儿。可细细想来，湖北的“接”，是娘家追着嫁出去的女儿，唯恐她受了冷落；山东的“等”，是岳家备好热腾腾的饺子，静候女婿上门——一“追”一“候”，一外放一内敛，看似一冷一热，骨子里却是一样的牵挂。所谓团圆，本就不必拘泥于谁来“接”、谁去“迎”，只要天南地北的人都往一处赶，往一个叫“家”的地方赶，那便都是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