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秋，生产队分口粮。交足公粮，每人分得200斤棒子，再加上些豆谷，便是一年的口粮。

　　知青里有个天津小伙，名叫侯喜。他身板弱，扛不住重活儿，秋收时，队长特意安排他守在村口，翻查回村人的柴筐，看有没有夹带地里的庄稼。知青点和队长家隔着一间老磨房，那天侯喜去磨棒子面，几只芦花鸡钻了进来。他大半年没沾过荤腥，看着那只肥鸡，眼睛都挪不开了。村里的鸡都是散养，说不清是谁家的。他心里两头拉扯：一边是爸妈教的“莫伸手”，一边又想，谁家不养十几只鸡，少一只谁能发现？最后，嘴馋压过了良心。

　　逮住鸡后，他既兴奋又惭愧，像小时候偷家里的糖，嘴里解馋，心里发慌。他不敢在磨房宰鸡，悄悄拎回知青点，回到屋里抱柴烧火，清水白煮。不一会儿，肉香顺着窗缝飘了出去。队长正在院里劈柴，鼻子一闻，斧头停在半空。他顺着香味走进知青点。知青们都出河工了，唯有侯喜在家。队长推门一看，锅里正翻滚着一只整鸡。

　　“鸡哪来的？”队长声音平平的。

　　侯喜硬着头皮扯谎：“赶集买的，一起吃吧。”

　　队长没有推辞：“今天有口福。俺去砸碗蒜泥，蘸着吃才香。”说罢，转身回家拿来散装白酒，顺手揪了几头蒜。散装白酒辣得呛人，清水煮鸡没有作料，可两人吃得比过年还香。队长走时，扫了一眼地上的鸡毛蒜皮，说：“把鸡毛清干净。”

　　第二天，队长的老婆大花婶炸了锅——最宝贝的芦花鸡没了。她从早骂到晚，房顶骂、门口骂、拍着大腿骂，半村的人都听得见。侯喜越听越慌，猛地想起，自己煮的那只芦花鸡，正是大花婶家的。他想去认错，脚却像灌了铅。他忽然懂了：队长从头到尾都认出来了，只是没有拆穿自己。

　　大花婶不依不饶地骂着，队长听不下去，慢悠悠地说：“别骂了，我知道是谁，是侯喜。”大花婶更气：“不早说？你还护着他？”队长叹了口气：“咱家还有七八只鸡，少一只不碍事。可要是当众把这事捅开，为一只鸡，毁一个孩子的脸面，值当吗？”大花婶一时语塞。队长又说：“人活着，谁还没个走窄的时候？做人得懂得装糊涂，给人留条路。”

　　次日清晨，侯喜蹲在门口清理残留的芦花鸡毛，满脸愧疚。看见队长路过，他小声喊了声“队长”。队长走了两步，忽然停下，头也没回，轻飘飘地说了句：“下回再炖芦花鸡，记着放作料。”

　　这一句玩笑，瞬间击碎了他所有的紧绷和难堪。他眼眶一下子红了，鼻子发酸，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他低下头，把地上、砖缝里的鸡毛抠得干干净净，像要把那点不堪的私欲也一起扫净。

　　他彻底懂了：队长看穿了他年少的窘迫，包容了他一时的贪念，保住了他最后的脸面。一顿鸡肉、一瓶土酒、几头大蒜、一句玩笑，是最朴素、最宽厚的成全。

　　生产队的老会计说过：“人这辈子，除了生死，没有大事。老百姓的故事，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